爱华网苏小和 财经作家 独立书评人 刘晓光刚从一件醒目的纠缠中站立起来，看上去他的气色不错，思路很开阔。我想起去年冬天，在一个聚会上看到他，他的声音有些虚弱，说话谨慎，甚至不愿意多说话，脸上明显有些无奈。差不多一年之后，激情和思辨终于回来了。 如何界定刘晓光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位置，是个难题。如果仅仅把他看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板，显然不能进入他的方法论世界。和刘恳谈，你会发现他的视野令人惊异的开阔。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历史的传承体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刘晓光了解历史的进程，了解当下的幽暗，他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对现代企业的各种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一方面把握历史，一方面与当下妥协。有些时候，他似乎愿意带着锁链跳舞，即使这样的舞步显得沉重，无奈。 一部中国企业史像浪潮一样涌到我们的脚下，刘晓光显然不看好胡雪岩、盛宣怀的企业形态。他说洋务运动时代的企业家显然不是企业家，他们仅仅是官僚的附庸，或者是官僚们的钱庄。一个不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怎么可以持续发展呢？虽然今天的刘晓光也与官员阶层、与国有体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但他认为，自己幸运地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组合早已越过体制封闭的框架，形成了一种多元格局。这意味着，今天刘晓光操盘的企业，世界观是国有的，计划的，不独立的，产权模糊的，但在方法论上，却呈现出典型的国际化、公众化和资本化。 由此，他愿意把自己和张謇、卢作孚、荣氏家族进行比较。他羡慕张、卢竟然拥有那么清晰的企业产权，更向往他们满腔的产业报国之心，也感叹他们时运不济，遇到了一个战乱的时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28年到1938年，这被称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一方面让刘晓光止不住的叹息，一方面却也给后来的企业家们留下了清晰的参照系。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可能只有这短短的10年才是真正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的经济年代。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企业发展的高峰，历史也让后来的刘晓光们有了可以追求的范本。 我和刘晓光都认同“黄金10年”对后来中国企业发展的传承意义，只是这样的传承因为时代的原因，不得不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新加坡，华人企业家依靠“黄金10年”的历史积累，渐渐构筑起一座座伟大的汉语企业高峰。比如包玉刚，比如邵逸夫，比如王永庆，还比如年轻的冯国经，以及更加年轻的李泽楷。这些大陆架之外的企业家们，才是张謇、卢作孚的真传，他们的现代企业建设，让世界为之侧目。在大陆，虽然1949年之后的30年内，企业形态几近消失，但1978年之后，不死的企业家精神开始在广袤的大地上复苏，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群体里，终于有了柳传志、南存辉等等响亮的名字。 在与我座谈之前，刘晓光刚刚从达沃斯夏季高峰会上回来。他用了震撼这样的词汇来说明自己的心情。当中国人还在沾沾自喜于“加工大国”、“外汇储备”、“低端产业链”等过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刘晓光发现，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开始走上绿色产业之路。全球经济已然步入一个新的标准时代，而中国人却还在陈旧的标准里刚刚抬起脚步。这种差别太大了，大到刘晓光这样的企业家难过，无地自容。 这似乎是刘晓光最近建构起来的企业方法论。我们一直在赚辛苦钱，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我们靠排放、靠污染换取的企业进步，马上就要遇到发展的瓶颈。许多年前，欧洲人和美国人早就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制度命题，几百年之间，他们一直在一种确定性的市场里打拼，而中国的企业家们，却还在制度的面前四顾彷徨。 站在这样的视野上，刘晓光似乎不太看好这个时代的企业建设。他甚至认为柳传志和联想的成功，仅仅是中国企业史上硕果仅存的一次“小概率事件”。他不认为柳传志是可以复制的企业家，更不认为联想具有可以复制的经验。就在联想转型越来越成功的同时，整个国家的企业建设却是一种醒目的“国进民退”。刘晓光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几乎不认为自己掌管的企业能在制度设计上有所进步。一切都举步不前，他的企业信心是一种迟疑的小信。国家的整体经济在扩张，可是却不愿意转型，全球化态势越来越明显，可是中国企业似乎又在走回头路。巨大的经济体和迟疑的企业步伐让刘晓光言辞谨慎，他说经济必然要朝前走，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去。 “黄金十年”得益于全球化与宽松环境
苏小和：历史上的1928-1938年是中国民族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成长的黄金十年，这是费正清和费维凯总结出来的。然而诸如荣氏家族这些民营企业在抗战以后就消失了，建国以后就变成了公私合营制度。直至1978年开始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开始重新发展起来。这中间有一个断层。 在历史的变革中，你作为中国企业家之一，你是怎么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从历史到现在的传承？你认为跟当年那些企业家相比你们有什么新的变化？ 刘晓光：那个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28年的情况来看，那个阶段民营企业确实发展的比较快。因为那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中国刚刚接受了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主义逐渐被瓦解，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了。 第二，由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促使了中国人实业救国的心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19世纪20年代日本有十条航空母舰，这是日本当年的水平。但是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具备这个实力。 第三，当时的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当时中国有四五亿的人口，所以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已经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另外，还因为当时有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时的军阀比较厉害，还谈不上区域市场分割，那时还在北伐之前，实际上这是打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个很好的方向，有些稳定的状态出现。可能那个阶段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外来经济压力的影响，尤其是日本的崛起对中国影响很大。 苏小和：还是由于全球化的拉动。 刘晓光：主要由于当时背景下的全球化和宽松的环境，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实业报国之路，要进行维新变法之路。 苏小和：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态是实业救国，维新是在制度层面上，实业救国是企业层面。 刘晓光：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当时的民营企业是绝对的私有制。国有企业的经济在当时并不是很厉害，当时国有经济把重要的都垄断了，比如铁路、煤矿，而当时一些大的煤矿都是外国人占着。所以，那个时期从制度上看企业产权是清晰的，从国内经济环境上看是比较宽松的，从有志之士来讲，他们要走产业报国之路，从国际环境来讲是由于东西方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强盛和日本的崛起均对中国那个时代的有所影响。而且，中国那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苏小和：现在回头想来，那时候的内需市场确实很充沛。 刘晓光：中国实际上失败两个东西，一个是康熙时的封海政策，对外政策没有开放的概念和载体，明朝时的郑和还曾经下西洋，康熙时期的闭关锁国状况更严重。实际上是封海政策把我们完全限制了。而当时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开着战舰不断地征战，英国在那时形成了日不落帝国的概念。再一个是“寨文化”，都是那种土寨，一把火就能烧光了。但是，欧洲那些城堡都是大石头的，挪威的城堡烧了几次都烧不坏。 苏小和：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封闭的政策。 刘晓光：寨文化也是封闭的，画地为牢、互不流通、互不交换。我认为那时候的中国还是太弱小，但反而在弱小情况下的发展所显现的力量更大。就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前，人均工资几百块钱，几十块钱，而现在北京人均工资可能已经三四千块钱了，这种在弱小时期发展起来的力量似乎更强大。1928-1938年时中国的经济条件有限，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可能还是取决于产权制度、环境是否宽松、是否有一批真正想产业报国的仁人志士，并不是走投机之路，那时候没有新经济行业，都是盐、米、铁、丝绸这些简单消费品的行业。 苏小和：全都属于传统工业的范畴。 刘晓光：台湾有一个叫许卓云的教授，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那段时间研究的很透。那时候产生了很多纺织大王、船王，但是主要还是江浙这一带的发展开发，包括长江沿线、沿海地区，北方的天津是一个大商埠，武汉是一个商埠，云南蒙自也是一个很大的商埠。我听许卓云讲过这一段历史，就是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阶段，产生了很多大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但那时跟现在比没办法比较，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那个时代，从技术角度来讲肯定还是很落后，包括在印染或其他行业，基本上还是用国外的技术。 苏小和：但是他们那代人能把企业做大，很令人感到惊奇，而且他们能够保持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 刘晓光：那个时代的经营发展其实很残酷，我在四川丰都鬼城看过一幅对联，其中下联说明那时候的商业是血淋淋的——叫作“金黄银白心黑手辣头上有青天”，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你要想拿到它就要“心黑手辣头上有青天”。那时候长江一带，基本上是靠抢码头赚钱，就是我的马仔和你的马仔抢码头。 苏小和：是火拼吗？ 刘晓光：不是，而是让马仔穿上烧红的铁靴，谁走的远这码头就是谁的。在马仔走之前，先拿十万光洋给他的家人。因为穿着烧红的铁靴跑，跑完这程肯定会死。这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跟英国当时的圈地运动很相似。其实，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很悲壮，很多爱尔兰人到了美国自由岛，下船之后就被美国的黑社会枪杀了，然后把钱抢走了。还有新奥尔良圈地运动，美国那时候也有圈地运动，所有的移民晚上排队住在这儿，第二天发令枪发令，谁要是先跑当时就被枪毙，谁跑的远，占地谁的多就是谁的。 实际上人类那段历史就是一个血泪纷争的历史，所以我看到那幅对联特别有感慨，它把血淋淋的历史都说出来了，要想拿到“金黄银白”，就得心要黑、手要辣、要眼红，头上还有青天，还得有人罩着你。 苏小和：跟现在也差不多。 刘晓光：中国那段时间的商业竞争也很残酷，它是一种隐晦的文明，比如我把你的厂烧了、把你的人杀了，不像现在这种比较透明的竞争。 苏小和：后来在海外做企业的，比如邵逸夫、包玉刚等等，这批人是不是传承了当年的商业精神？ 刘晓光：是完全的商业精神，特别是比较典型的包玉刚那些人，包括霍英东哪些人，实际上传承了当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以后那个时期的精神。霍英东比较惨一点，从淘沙开始起步，包玉刚起点就比较高了，特别是后来从上海走的这些民族资产家，到香港、台湾的这些人，起点就比较高了。但是那种历史的血脉相承，大概从文革初期那段开始。我感觉他们当时有热情，有报国志向，也有胆识，但技术上不是很全面，完全是家族管理。他们受到西方企业的启蒙和启发，有民族自觉感、民族自尊心，这批企业家大体上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他们很具有特征。我一直想让电影界做件事，就是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的纪录片，从一百年前开始导起，中国的商业萌芽开始启动了，有很多条发展脉络，比如：民国期间是一条线、抗战期间是一条线、到解放战争又一条线，再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到改革以后。从中国商业到世界的辐射，不同的线，不同的点，那些企业家他们当时的激情、意志、技术、资金实力、管理方法、创业精神、文化，这些很有意思。 苏小和：非常有意思。 刘晓光：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世界的商业历史”，说的是投行的这些历史，像美林，摩根大通、老摩根这些大的投行。但是恰恰没有人拍过中国这段商业史，其实应该把许卓云所讲的那些历史好好研究一下，他研究的很多，是一个哲学大师、国学大师。 苏小和：他很懂历史。 刘晓光：从那段历史受什么启发？一是中国人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很勤劳，很勇敢。另一个是这种精神，现在也要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民族强盛。还要提倡东西融合、开放、打破禁锢。再有，在制度方面要提倡产权一定要清晰。 苏小和：产权清晰是做企业的前提。 刘晓光：要提倡产权清晰、治理结构明确。其实，过去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就很明确——老板是老板，东家是东家，掌柜的是掌柜的，干股是干股，湿股是湿股，他们定的很清楚。 苏小和：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理论。 刘晓光：其实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跟美林、高盛的MD一样，那个叫做技术持股人，全球都有股东。 苏小和：还有创始人团队。 刘晓光：比如这个企业里有九百个叫MD，MD是什么？是技术持股人，他们也有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每年分红也有他的。这很像晋商的治理结构，东家就是东家，掌柜的就是掌柜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股份。 苏小和：晋商就更早了。 刘晓光：他们有的是实股，有的就是技术股、功劳股，晋商的股东切割分配很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