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女性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社会进步和公益，我认为聪明的企业会看到，这是关于他们战略盈利的问题” 本刊记者 林鹰 郭涛涛 刘美 2010年，对于杨澜来说，是个有意义的整数关口。否则，她就不会在博客中几次提到，“从事电视行业20年”、“创业10年”等带一些总结性的话语。 “有人说，战士和商人不同，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杨澜曾经这样总结自己在创业初期一段不成功的商业经历。 在选择不再当“商场上的战士”后，杨澜回归文化本色，与数家电视台合作了一系列节目：《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唱响奥运》、《猜猜女人心》8943;8943;直至三年前的5月，新浪网上出现了一则杨澜邀您参与共同参与“天女计划”的报道。人们惊奇地发现，杨澜已然再次转身，将目光聚焦至关爱中国职场女性的公益事业。同年展开的“中国职业女性关爱行动”，是“天女计划”的重要一环。 继2007年、2008年两届“天女计划—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之后，阳光媒体集团与全国妇联宣传部等单位再次携手，共同发起“2009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系列活动。 2010年3月3日，是“2009中国职业女性榜样颁奖盛典”举行的日子，调查白皮书也将在随后发布。而月底，白羊座的杨澜也将迎来自己生命的第42个春天。 在中国虎年春节刚过的2月23日下午，这位采访过600多位世界各地名流的金牌主持人，在阳光媒体集团位于北京东方广场的她那间并不豪华但透着艺术气息的办公室里，在春天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接受了《环球财经》团队一行的专访。 “这是我节后接受的第一个采访”，一如电视上惯见的优雅姿态落座后，杨澜浅笑着说，“要是呆在北京，朋友特别多，过节时候也不比平时轻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我觉得好像需要逃离一下。” 与以往相比，女性对“幸福”的理解更为多元 与家人一起“逃离”——在旁人眼里，杨澜事业爱情双丰收，让人羡煞。对于外界这样的评价，杨澜听得多了，落落大方一笑：“哈哈，其实我到底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 与一般三口之家外出度假不同，杨澜他们是把双方老人都带上。“过了40岁，好像各种承担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仅仅是对孩子，现在开始意识到，父母年纪也大了，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照顾。责任一下子重了。” 而通过“第三届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与前两期对比，杨澜发现，女性对家庭责任感的提升，是最新一期调查中最为突出的亮点。“对于城市女性而言，在工作得到一定程度满足后，成功不再是现在女性惟一追求的目标，幸福才是终极目标。” 《环球财经》：我们感觉，天女计划中的“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研究性质很强。 杨澜：天女计划这个项目的学术调查和个人励志角度是并重的，除了有生存状态调查，由专业调查机构做白皮书外，还有一个榜样评选，它有鲜活的面孔出现，由真实和动人的故事来组成，因此它还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并重、群体普遍性数据与个案生动故事立体结合的大型媒体活动。 《环球财经》：三年下来，您所观察到的中国职场女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澜：有两个变化。从榜样评选角度来说，我们发现现在职业女性的职业种类越来越多，有很多新兴职业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涌现，比如几年前没专业做网络红娘的，但现在做网络交友公司的CEO和创始人是女性；再比如，几年前可能做艺术家经纪还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行业，只是零星的一些画廊代理，但是今年获奖的王一涵，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带着一个很年轻团队，已经开始做中国乃至亚洲顶级的艺术博览会了；还有壹基金的周惟彦，将商业管理引入到慈善中，这是我非常欣赏的。在我接触的外国人中，很多人对中国年轻女性在开创性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表示惊讶。但是的确中国女人有这样的机会，中国社会发展速度很快，从个人女性成就角度，这几年职业品种越来越多，特别随着互联网经济兴起以后，很多年轻的女性，在新兴领域承担了领头的角色。 在学术调查部分，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部分。我们设计的问卷每年问题侧重点不同，第一年我们侧重健康，如睡眠等问题；第二年是侧重于工作和生活平衡方面；2009年则比较多地考虑了职业女性职业发展和升职角度。不过同时，我们每年有一些固定问题，比如家庭和工作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发现这几年变化非常明显，女性对情感和家庭幸福比几年前更看重，这说明了社会的趋向，过去女性首先想要争取自己有一个立足之地，从职业和生存上找到独立的经济来源，但是慢慢会发现，在外部世界争取自己空间同时，内心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需求更加加强了。过去，很多女性可能会为了工作提升而选择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工作，现在这一比例大大降低。都市职业女性对家庭的关注正在回归，这是今年我们调查中最为突出的一点。 《环球财经》：刚才谈到年轻女性创业型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系，也是与社会分工更为细致的整个社会进程相匹配的。 杨澜：我认为其中互联网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是人类生产方式的重大改变，过去一些工作需要肩扛手提，而现在互联网使得很多女性自主创业，网上就可以开个小店，一样卖得红红火火，弥补了女性较之男性在生理上的劣势。 《环球财经》：2009年的调查侧重点是女性职业发展，这点目前在我们社会中呈现怎样的情况？ 杨澜：两个方面。第一，前两天我采访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妇联主席——记者注)时她也提到，现在男女大学生比例基本是1∶1，在当前大学生就业竞争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女性就业率要平均比男性低8%到10%，在就业上机会并不是均等的。第二个方面，中国都市女性虽然普遍就业，但在企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上，在世界上比例并不高。国际上有一个数据统计，以女性议员人数比例的政治权利来衡量，中国女性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为21%，政协代表中的比例也大致相仿，这个数据在90年代时能排到世界第12位，现在落到50多位了。另外，在中国企业高端职位，女性也是凤毛麟角。你想，女人55岁就要退休了，而男性能干到60岁，企业在提拔人才的时候，当然要选择能干得时间比较长的了。但在中间这个层面，你能看到中国女性在各行业承担责任和成绩都是很突出的。 《环球财经》：台湾人有一个比喻，说职业女性是“蜡烛两头烧”。 杨澜：我觉得这种“两头烧”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时间上。在去年调查中我们发现，女性要比男性平均多做1.5个小时的家务，特别是有孩子的职业妈妈，负担特别重，我们在第一年做调查时，统计数据发现，有60%参与调查的女性有失眠的现象，而这个数字的世界平均值是20%。压力和失眠是相关的，很多女性认为压力主要在于，家里担心不能很好地做贤妻良母，工作上又担心让领导失望。 《环球财经》：那么就这点而言，2009年的统计显示女性对家庭的回归和渴望加强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是由于紧张感和压力的原因所导致的？通常来说人所渴望的东西往往是正在缺失的东西。 杨澜：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我想专家们比我更有发言权。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从最初要证明自己价值和实力然后到对生活产生更全面看法的回归。过去我们评价男性和女性通常以职业成就为衡量标准，但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认为在职场打拼获得金钱是惟一的幸福标准，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更加多元。 聪明的企业会看到，关注女性就是关注盈利 对幸福理解更加多元的杨澜说自己“越来越意识到，天伦之乐是最可贵的，和最亲的人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值得投资的”，但她并不愿意苛求自己。比如对孩子，孩子有一次放学回来说，写作文时别的小朋友写妈妈给自己做了多么可口的饭菜，而自己就没有这种体验。杨澜说，“这个的确没有，请你们饶恕我吧！”回忆起这段时，她哈哈大笑。 当记者追问她会不会有愧疚感时，杨澜表示孩子知道妈妈也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情。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给孩子真诚的爱，她不会将对孩子的爱表现在做饭上，但会抽出时间来带他们看画展和各种演出，带他们到大自然去，每个星期带他们去打网球8943;8943;人总有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就像自认“不成功的商人”杨澜，在折戟“阳光卫视”后，其现在出击的主要领域是“女性”。 当《环球财经》记者谈到——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2004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曾经指出，由于男女比例失衡，投资女性行业吧，这是中国最富有前途的行业——的时候，杨澜回头跟助手相视一笑并调侃道：“看来，我们走在了前面啊！” 《环球财经》：从《天下女人》对话节目到“天女计划”，2009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又成立了天女网，以“中国职场女性影响力社区”作为其定位；而今年您又入股PPlive，推出网络合作的女性频道，还打算投资拍摄一些女性题材的电影；并且与全球知名的美国歌手席琳·迪翁 (Celine Dion)联合创建“LAN珠宝”。从这些可以看出，您的商业指向非常清晰地定格在女性领域。
杨澜：我们调查发现，女性不仅掌握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同时也负责家庭支出，从家庭的起居到孩子教育，大多数家庭都是由女性来做主的，包括房子、汽车等大型买卖中，女性也占据到相当大的比例，和丈夫共同协商的占据到了一半以上。 《环球财经》：您刚才谈到互联网经济对女性生理差异上的弥补，这是您致力于在网络平台上开拓针对于女性一些商业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因吗？ 杨澜：今年是我做电视入行第20年，我对电视有感情，认知也比较多一点。我发现受众对电视关注呈现两极化特征，以少年儿童和离退休人士居多。因此，目前电视呈现出越来越大众化和娱乐化的一个趋向，特别是节目低龄化，针对20岁以下的收视人群较多；还有一类情感剧和伦理剧，针对大量退休后的家庭主妇推出的。 而处于社会中间层面、对信息要求最多的青中年人群，往往通过互联网获得资讯和娱乐，因为他们的时间不能遵循死板的播出时间表，更多的是自由摄取信息。比如《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等节目在网上的浏览量，就不比电视少。因此我认为，要想做一些适合年轻女性来收看的节目，通过网络是非常好的方式。目前从技术角度、清晰度等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将消费人群定位在都市年轻女性上，也是为了突出个性化和差异化。未来，更多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内容将越来越在网络上出现。 《环球财经》：到目前为止，您在做以女性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以来，商业回报达到预期了吗？ 杨澜：从电视栏目到一些其他商业活动，目前都有良好的回报。但是“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和榜样评选，基本上还是公益行动。有赞助的我们做，没赞助的我们也要做，我想更多是作为品牌影响力的需要，而不会只简单考虑到它的商业回报。这个活动每年都会得到一些赞助商的支持，比如2009年的调查白皮书就是IBM来支持撰写的。 《环球财经》：IBM？这让我们很吃惊，听上去这是一个与女性不太沾边的公司和产品。 杨澜：其实很多国际大公司内部都有“包容与多元”这样一个项目部门。所谓包容与多元，是指在不同种族和性别上给他们更多表现机会，IBM在女性升职和表达方面，在各种国际大机构中，一直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也参与过一些“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委员会，我发现这些商业集团也不是完全从公益角度去理解男女平等，他们认为消费者决定了公司内部架构，他们必须从内部组织架构来充分反映这种消费的变化，如果医药公司董事局坐的全部都是男性，但是买药的都是女性，他会想到为了商业利益，也要在董事会里有女性，他才能更好了解到消费者意愿。其实对于女性关注，不仅仅是为了社会进步和公益，我认为聪明的企业会看到，这是关于他们战略盈利的问题。 做慈善不单需要爱心，更需要机制和能力 不完全从公益角度去理解公益问题，是杨澜在访谈中给《环球财经》记者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一环。新年伊始，众多评选和颁奖活动纷纷拉开帷幕。“2010年三八红旗手候选人”、“09商界女性精英”、“影响中华公益的60位慈善家”…… 在这些或官方或民间的评选榜单中，杨澜的名字无一缺席。而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中，最特别的恐怕就是“慈善家”了。别人做慈善，是在穷人身上花钱；杨澜做慈善，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慈善家的身上花钱。 三年来，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一直资助着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中国慈善/公益组织领导人教育培训。“花钱教人做慈善”，这个举动看上去令人费解。慈善还需要别人教吗？ 杨澜告诉我们：非常需要。 《环球财经》：我们杂志专辟了一个“公益”栏目。通过这个栏目我们发现，女性做公益的意愿要高于男性。 杨澜：首先要说的是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发现，在给社会回报还有做慈善方面，女性意愿大大高于男性。有一个统计数据说，95%以上的成功女性都会做慈善和回馈社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母性本能有关吧！ 具体到我个人来说，我从一个所谓公众人物参与慈善十几年了，但是从2006年开始，我才开始有了希望把慈善行动从一次次的感动变成专业化机制的想法。我一直想强调的是，慈善不仅仅是心愿，还必须具备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有钱、有时间捐助和去做义工就够了，而是说你有能力把慈善做好。 阳光文化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慈善/公益组织领导人教育培训”项目已经三年了。资助这个项目的起因，是因为我通过参与慈善工作发现中国公益事业缺少的是机制，而不是爱心。如果机制是有效的，大家会有意愿去捐钱，否则多捐钱被浪费了，慈善反而做了坏事。比如报纸说一家人生活很贫困，大家很感动捐钱给他们，结果变成村子里最富有的人，然后亲戚来抢钱，不欢而散。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包括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看到一个报道，有家企业给灾区某地学校每位学生捐了一台手提电脑，结果孩子们领回家后，家长一看，这电脑就是现在家里最值钱的物件啊，于是卖了换钱8943;8943;这样的冲动性慈善，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把冲动性慈善方式变成机制上完整的、可持续的、有效的方式。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公益机构能力建设很不足，你想，比如一个退休公务员很有意愿为社会服务，但他在机构的管理经验上可能是零，你怎么可以设想他能够管理好一笔金额巨大的善款呢？“中国慈善/公益组织领导人教育培训”这个项目，就是给这些公益机构高级的主管讲述财务管理、法律机制、项目评估等内容。当一个企业家决定拿出钱做慈善时，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有短期的、长期的；有捐出去的，还有自己设立机构做的等等，我们会让其他一些高层学术机构和国内外知名基金会负责人，向这些未来的慈善家进行培训，从理念到方法上的培训，我觉得这对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建设，是件长期可以见效的事情。我们一个培训班大概每次培训60个，都是基金会秘书长，当他们都学会更好去筹款、用款的时候，我想那对社会回馈的当量级别，也将比现在大大上升。 《环球财经》：培养慈善家，是我们看到您在公益事业方面所做的角度非常独特的一个项目。我们在记者调查中发现，目前很多慈善机构项目同质化非常严重。比如，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资助，很多机构、个人一哄而上，就一度出现了资助人多过被资助人的状况。 杨澜：我们也有一个慈善项目是“弱势青少年艺术教育”，这个项目起源于2007年。我看到国外一些报道，说一些生活在贫困中或被边缘化的青少年，通过艺术教育，能让他们更好地度过青春期，避免走上歧途。所以2007年我们资助了北京两所寄宿学校，也就是过去的“工读学校”，都是一些平时被认为调皮、打架斗殴、被边缘化的学生。其实这些孩子也是很有才华的，很多都是很好的苗子，他们对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经常会用很愤怒的方式表达，觉得没人重视和欣赏他们，破罐子破摔。我们当时资助了60名青少年，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合作下，让他们接受了半年芭蕾舞的培训。我们并不是期望他们成为舞蹈家，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教育的方式，能帮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学会表达，感受尊严，体会团体精神。年底时，这些孩子们与中央芭蕾舞顶级艺术家一起演出，现场来观看表演的，不仅有国家领导人，还有几千位父母、老师和同学，他们惊讶地看到，这些平时所谓的“坏孩子”，原来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么优秀。而孩子们也非常骄傲：原来我是可以的！ 这次给我感触很深，这些男孩子刚开始来培训时候，看人的眼神都是很挑衅的，但是演出完，好几个男孩围上来，一人送给我一朵玫瑰花，你能体会到当时我那种成就感吗？ 我们还有一个设立在儿基会的慈善项目，叫做“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专项救助基金”，这个资金是一对一资助孤残儿童的，我们现在筹集了将近6000万的善款，在灾区建立了120个“爱心岛”，资助了1000名贫困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到5月份，这个项目会在重灾区完成10个永久性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的设置。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套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管理，比如说每个康复中心从面积到硬件配备等，都有可量化的标准，我们也设立了非常完整的预算，不是说把钱给你就完了。 我们希望中国的慈善事业，能够呈现热带雨林式的勃勃生机。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种迫切需要。 人在挫折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力量 在公众看来，主持人杨澜、企业家杨澜、慈善家杨澜、当然还有公众看不到的妈妈妻子女儿杨澜……近些年来，意识到“责任感越来越重”的杨澜，却仿佛越来越活跃，出现在许多媒体发布会、大型活动启动仪式、慈善活动现场。学会不苛求自己的杨澜是如何做到“举重若轻”的？杨澜说自己做过两次在商学院里挺流行的那种领导型问卷测试。有意思的是，十年前，杨澜的测试结果是孔雀型的，孔雀型意味着能从容不迫地工作，最为突出的是社交能力，是所有老板类型中最强的，喜欢侃侃而谈、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最近杨澜又做了一次，结果变成了“老虎型”的，这意味着她在管理和领导能力方面大大增强。 《环球财经》：今年正好是虎年了，您是怎么做到这样一个测试结果转变的？ 杨澜：从事必躬亲到培养团队，这是惟一出路。我觉得每个女人要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不要什么都一个人扛着，这是肯定扛不住的。过去觉得工作交给别人都不放心，而这些年来，我学会去信任团队，把事情更多交给他们去做，哪怕不成熟或者有纰漏，但我相信下一次他们会干得更好。现在的我更多能从公司管理角度，从机制上让他们觉得每次干好，能得到表扬和经济上的实惠。建立机制就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如果每个事情都得自己去做，那就只有累死了。 《环球财经》：对于2010年这么一个“创业十年”和“入行二十年”的年份，有什么特殊的回顾和展望吗？哪些是最有挫折感和成就感的？ 杨澜：春节时候，我和先生回顾了过去这十年，与新世纪同步走过的十年，想想其实走过很多弯路，跌过很多跟头，亏过很多的钱。但是总有一种感想，想起过去一首歌，苏芮的《牵手》里说，“没有坎坷不必走”。也就是说，人不能回头说“哪段弯路不应该走”，因为你不走弯路，就不知道直路在哪里。 回顾起来，从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到2004年出售，当时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人事问题等等，都不是我善于解决的。当时真的非常受伤和有挫折感的，也非常怀疑自己，总问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但现在回头再看，在当时那样的压力下，我没有说“市场上什么好卖就卖什么”，我觉得自己仍然坚持了一定的文化追求和品位。有的时候，选择做的事情和选择不做的事情同样重要，你没有去做一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坚持。回头来看，这也是最让我感到骄傲的。包括当时在和商业伙伴合作的问题上，我坚持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让别人尽可能得到回报，这也是让我骄傲的。所以人在挫折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承受力和自己的底线，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力量。我的自信可能正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过去十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从一个文艺青年进入商业圈子的十年，其实刚开始很不适应。管理企业、应付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都不是我擅长和喜欢的，我更愿意做有创意的、激情的、开拓性的事情。但是经过这十年历练后再看未来十年，我想更多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机构，不是我个人能做到什么。我希望把机构培养得更好，让机构里的这些年轻人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得到更好的前途，让机构具备持续运作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