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而对于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本刊记者/孙冉 孙春艳 4月8日晚，辞职后的荣智健黯然离开香港中信大厦。这也意味着中信泰富“荣智健时代”的谢幕。而此前，荣智健曾数次向公众表示，他从未考虑过退休。 身为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的性格并不像父亲荣毅仁那么低调平和。荣毅仁曾手书示子，望他能“隐忍”。但荣智健显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更多是“另”一面。 少年荣智健沉浮 荣智健1942年生于上海，那时荣家正处于内忧外困的艰难时期。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军开进租界，荣氏企业纷纷被日军接管，荣家上下焦头烂额。 4年后，日本人离开上海，本以为自此天下太平的荣家又遭不测，荣智健的爷爷荣德生被人绑架了34天，荣家前后支付100多万美元后才息事宁人。 1949年解放前夕，许多民族资本家商人举家离开大陆。除了荣德生与荣毅仁父子，荣家人几乎都跑光了。近的去香港、台湾，最远的到了美国和巴西。 但外面世界的变化，并不影响荣智健在大宅子里衣食无忧地长大。 《荣智健传》中引述荣智健的描述：“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 1952年，10岁的荣智健第一次开车，开的是父亲送给他的一辆红色皮座的英国singer敞篷跑车。 1957年，父亲荣毅仁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并得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的支持，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此时，虽然已经完成了公私合营，但荣智健感觉家中的生活标准并没有改变。 1959年，荣智健考上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离家北上。上学期间，他经常请同学下馆子吃排骨。而当时的大跃进运动正让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混乱中，吃排骨在当时可谓奢侈享受。 1966年，荣智健大学毕业后来到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做技术员，所谓下基层锻炼。不意文革突然爆发，荣毅仁被打倒，荣智健也因此被发配到更加偏远的四川凉山龚嘴水电站。而做技术员的工作，就是抬路轨、背石头。 离开了父亲荣毅仁的庇护，青年时期的荣智健，过早体会了命运的沉浮。在四川凉山，荣智健一待6年。 这期间，年过半百的荣毅仁夫妇当过看门人，干过重体力活。中间荣毅仁患了肝炎及眼底出血，由于耽误了治疗，造成左眼失明。 1971年，荣毅仁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调回北京。荣智健也于随后的1972年来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参与华北电力系统的稳定研究。几年之后，荣智健意识到，他已错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 1978年，荣毅仁受国家之命，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国际融资。几乎就在同期，荣智健放弃了清华的研究职位和家人，独自去香港闯荡。 这次是荣智健本人主动选择离开父亲。但是，随后荣智健却发现，父子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荣智健凭借父亲荣毅仁在香港的一些既有财产，从600万港币起家。他最早与两位亲戚共同开了一家叫爱卡的电子厂，专门生产集成电路与电脑随机存储器，以出口到美国为主。虽然美国订单节节上升，但荣智健很快发现，更大的市场应该在内地。 彼时，大陆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消费者从未见过如此物美价廉的电子用品，荣智健的产品成了畅销品。爱卡越做越好，6年后，被一家美国公司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 荣智健出走美国创业，依然盯准电子产业，做起了电脑自动设计。1982年，荣智健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叫做加州自动设计的公司，却把营销的目光瞄向香港。此时，正是香港电脑业大启蒙的时候。荣智健回到香港，游走多方朋友，频频在港开办各种研讨会和展览。港英当局都给他面子，“电脑化”迅速成了香港人的口头禅，市场很快打开。两年后，又有一家美国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raphics 公司重金收购了他的公司，荣智健乘势跳了出来。 短短几年，荣智健的个人财产已经升至4800万美元。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总经理。 此时，荣智健已来港多年，早已不是那个初入商界的名门之后，他的一番资本运作成绩，似乎是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不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 “紫筹股”中信泰富崛起 进香港中信，荣智健只有两个条件，“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利”，这实际是提给父亲荣毅仁的。 条件一获许可，荣智健一系列“收购香港”行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彼时，中英已经签订联合声明，‘97回归乃迟早之事，香港内的英资和华资，都在迷茫地寻找出路。 荣智健第一战就计划把刚上市的国泰航空公司纳入旗下，他看重的是香港作为进出口重镇对运输业的依赖。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香港中信董事局的否定，因为国泰航空属于英国太古集团，是外资。 荣智健凭着“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一定坚持干到底，绝不因故轻易放弃”的果敢干练作风，直接北上去找了父亲荣毅仁。在荣毅仁的支持下，国务院不仅完全同意他的计划，还借给他8亿的收购资金。 1987年1月，45岁的荣智健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购案。香港中信一跃成为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 由此，似乎形成了荣智健日后做事的方式：只要香港中信不听取他的意见，他就北上直接请奏，而结果，往往会出现戏剧性变化。 之后，荣智健的收购变得频繁无比：1990年，收购港龙航空，成为第一大股东；1990年收购香港电讯，成为第二大股东。1991年，荣智健用铁腕手段，以40亿元资金收购了资产值70多亿元的恒昌企业。 恒昌的这次收购，也充分显示了“荣公子”善于交际、借力打力的斡旋本领。 荣智健向以高超的高尔夫球技而闻名香港华人圈。而全资收购恒昌行，也凭借了荣智健在高尔夫球场与李嘉诚的一次洽谈。据说香港商界传闻，荣智健收购恒昌之前，买下泰富并经过资本运作上市成功的过程，均受惠于李嘉诚的帮助和指导。 《荣智健传》中提到，当某次高尔夫球场上荣智健与李嘉诚对杆时，有些开玩笑地说：“如果球进洞了，我就买下恒昌行。”身为荣毅仁好友的李嘉诚由此顺水推舟、成人之美，主动出让了恒昌的股份，并动员郑裕彤等其余股东让出股份，成就荣智健的收购。 通过一次次蛇吞象的收购举措，荣智健时代中信富泰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包罗万象。 很难说是不是因为荣智健特殊的政商身份，使其他商人给其礼遇。不仅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代表华资的香港顶级富豪曾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许多英资企业也频频向荣智健示好。 1990年，进入中信4年就让其成功买壳上市的荣智健踌躇满志。他带队前往欧美日巡回推广，想吸引更多的外资，却遭到了冷遇。 《荣智健传》中记载：外商大肆批评中信泰富乘“九七”过渡之便，在香港左买右卖。尽管中信泰富拥有旗下多家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中信泰富本身没有自己经营的生意，不可以作为长线投资的对象。 外商们的看法，或许能够窥视到当时舆论的微妙。在香港，荣智健是风头人物，人人欲想通过他打开一条通往内地的光明大道。 荣智健的长于斡旋，使得中信泰富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中信泰富一直与大股东中信集团若即若离。但他开创的这种体制，却让中信泰富愈升愈快，成为一只“紫筹股”。 而荣智健最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1996年，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分家请求。此时，父亲荣毅仁已经成为了国家副主席。 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坊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他巧妙地利用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表示放股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 在对中信泰富实施管理层收购后的第二年，荣智健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据悉，当时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北京的中信集团，而中信集团也出手以10亿计的港元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 2002年开始，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荣智健应是第一人，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张扬其个性。 “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 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生活较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但仍引来不少“挥金如土纨绔富豪”的议论。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 《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 个人生活喜好别人无从议论，不过荣智健“在商言商、不热衷慈善”的形象，在香港人心中已经扎根。 在中信泰富爆出澳元巨亏事件前，荣智健在2005年也曾一度成为香港人关注的焦点。当时，他所参股的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和西区海底隧道不顾多方反对而坚决加价60%，引起香港民众极大的反响。 据香港交通署及东、西隧道的资料显示，香港东隧道在2005年5月1日加价后，收费从原来的8港元至45港元不等，猛增至13港元至75港元不等。这导致三条隧道中的红隧，成为三条过海隧道中收费最便宜的一条，在多个香港机构团体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收回中信泰富隧道经营权未果的情况下，大量司机涌向红隧，一度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事件。 荣智健辞职前后，也有不少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特区政府应该趁机向荣智健讨回东、西隧的经营权。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之后，小股东们多要求荣智健和范鸿龄引咎辞职。香港部分议员，也纷纷要求廉政公署“打大老虎”。 荣智健近年来多次荣登福布斯和胡润中国富豪榜榜首，但是，荣智健在中国富豪慈善榜上却“默默无闻”。在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荣智健家族以控股中信泰富14.9亿美元荣登榜首，约合人民币120亿元。他每一次被评为首富的同时，都会带来一些港媒的指责，甚至有评价认为，假如评一个中国富豪奢侈榜，他还可以再夺一冠。 他的奢侈纪录也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比如，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荣还拥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荣智健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 荣智健也是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荣智健的爱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薄荷糖。 而平时，荣智健行事颇为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只是经常与儿女出入香港赛马场。 这种作风虽然迥异于他的父亲。曾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1998年退休后与老伴在北京一间四合院中安静地度过晚年。《荣毅仁传》的作者计泓赓到荣毅仁家去做客时发现，他们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家常菜为主，基本是三菜一汤。荣毅仁妻子杨鉴清曾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在气度和做人方面，望族公子荣智健并不如他的祖辈们。荣氏家族向以“兴资助学、好善乐施”的家风良德而被家乡后代敬仰。其祖父荣德生，曾在无锡市开办8所小学，后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还捐资建造了“江南第一大桥”无锡宝界桥。 曾有无锡学者为荣德生的公益事业立传，竟写了厚厚一本。而对于荣智健来说，人们对他的了解，更多来自他征服香港，挺进大陆，走出国门继续并购不绝的野心。 在历史学者傅国涌看来，荣氏家族企业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结束。之后荣毅仁父子为中信集团所做的商业贡献，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荣毅仁是政治上的旗帜，荣智健则是资本上的操盘手。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而对于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傅国涌说。 而财经作家吴晓波则认为，荣家的光荣百年来一直都未消散。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荣毅仁采取外债吸纳外资的开拓做法，以及荣智健对于香港中信泰富的贡献，都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