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会客室内的人越来越多。这间屋子毫无特色可言，四壁空荡，顺着墙摆着简易沙发，沙发面前摆上茶几。惟一能引起一些注意的是一个放置在墙角的硕大的冷柜，冷柜中满满当当地塞着各种饮料——里面没有常见的碳酸饮料，也没有那几个知名的矿泉水品牌，而都是这家中国果汁巨头自己的产品。不时有人推门进来，掏出名片，接下来是互相介绍，直到这间屋子已经坐满了人，再也不能容纳新的访客。于是主人起身安排新来者到隔壁的一间屋子坐下，甚至走廊里也零散地站着人。房间内的人在客气地寒暄着，走廊里则散布着窃声私语。每隔一段时间，这些人都会掏出手机看上面的时间。 这是2008年的9月6日。首先是由汇源果汁负责公共事务的总裁助理曲冰打电话给各大媒体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汇源果汁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朱新礼要召开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然后这则消息开始迅速地四处传播，记者们丝毫不嫌麻烦，在这个周末的下午赶到远离北京城区的汇源总部。网站的记者带来了直播设备，同时面带笑容地向目瞪口呆的同行们保证，自己不会把所有内容全部放到网上去。杂志的记者则带来了摄影师。 这是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商业界最大的新闻。9月3日，可口可乐和在香港上市的汇源果汁同时发布公告，称前者将以179亿港元的价格全资收购这家中国果汁制造商。这条消息此前被汇源集团和可口可乐掩盖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没有任何媒体嗅到哪怕一丝蛛丝马迹。只是在香港联交所的公告发布之后，外界才一片哗然。不过所有的记者都没有办法接近核心人物，因此所有的采访都在边缘打转，在其中自然充斥着各种流言和谎言，以及不切实际的评论。 发布会的时间被不断推迟。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天正好是汇源的月度经营分析会，而来参加会议的汇源各个大区经理、工厂经理和北京顺义总部的中高层人员也被这桩突如其来的收购案所震惊。“他们也都想知道老板的想法”，曲冰说。她是一位媒体出身的公关人，知道如何让媒体闭嘴——比如用广告投放作为施加压力的筹码，也知道怎样满足媒体的好奇心，还会小心地权衡各个媒体间的竞争关系。 送记者们前来的出租车司机们大都被挽留住。因为这个地方远离城区，也因为记者们以为自己是来参加一个匆忙的发布会。出租车一辆一辆停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司机熄了火，彼此之间开始闲谈。这个原定在下午三点开始的媒体见面会直到五点钟才有了开始的迹象。一群汇源的员工在办公楼前集合，他们身穿蓝色衬衣，笔直地站立在一片旗帜之下，随着口令而动作——这些旗帜是汇源的大股东所属国的国旗，其中包括中国（汇源集团）、法国（达能集团）和美国（华平基金）。在这些宛若军队般集合起的公司员工跑步离开之后，记者们开始向同一个大的会议室走去。
提前到达的汇源员工已经坐满了会议室，只留下中间靠近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的位置给这些客人们。等到大家坐定，台上同样身着蓝色衬衣的主持人用嘹亮的男中音大声说：“大家唱首歌吧！”记者们的反应是愕然与不知所措。而下面的蓝色海洋已经掌声雷动：“好！好！” “唱什么呢？”主持人自言自语，“那就唱咱汇源的人吧！”他起唱，那是一首把《咱当兵的人》改变了歌词的歌：“咱汇源的人，有啥不一样……”一时歌声嘹亮，宛若军营。唱完之后，全场又是掌声雷动，直到主角朱新礼露面。 作为公司创始人的朱新礼也穿着和台下员工同样的蓝色工装衬衣，短发整齐，笑容满面，像个敦厚和蔼的老农。但是在中国的商业世界中，众所周知，朱新礼是以一个勇于承担风险的精明商人著称。 1992年，身为山东省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的朱新礼辞去公职，承包了一家已经停产倒闭的县办罐头厂，开始生产果汁。随后朱新礼把这家山东小厂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果汁生产商，并将公司的总部搬到了北京，引入了投资者，成为中国大陆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果汁企业。其中朱新礼最让人称道也最冒险的举动，就发生在处理同投资者德隆之间的关系上。当德隆出现颓势时，在汇源的创办者和投资者之间发生了对公司所有权的争夺，当时德隆掌控着汇源51％的股份，朱新礼能控制的股份是49％——后来朱新礼回忆说，当他决定把公司控股权卖给德隆时，他的创业伙伴和下属们纷纷表示痛心疾首，甚至有人痛哭流涕；这一场面在朱新礼告知他们自己签署了出售汇源果汁所有权时再一次出现。朱新礼和德隆约定，双方谁先筹集到8亿元人民币，谁就收购对方持有的股份，成为汇源的拥有者。通过顺义政府筹集到资金的朱新礼险胜。此后，朱新礼又先后引入台湾食品业巨头统一企业和法国的达能集团。由华人世界最富盛名的企业家之一高清愿创立的统一集团是汇源最理想的投资者，可惜受制于台湾企业投资大陆的限制，最终退出。2006年，由法国达能、美国华平基金、荷兰发展银行和香港惠理基金等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联合购买了汇源35％的股份。2007年，汇源成功在香港上市，朱新礼成为资本市场的新贵和中国民族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媒体津津乐道于朱新礼对资本力量的巧妙使用——每一次引入新的投资者，朱新礼都会让汇源增值不少。 但是他的成功反而成为日后他备受指责的原因。当新浪网就朱新礼将汇源出售给可口可乐一事在网站上进行民意调查时，有接近80％的网民表示反对；而在人民网的调查中，更是有95％的网民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作为中国最成功的民族企业之一，汇源不应该被一家美国公司收购。更有人讽刺性地指出，就在收购发生不久前的公开访问中，朱新礼仍然在大肆宣扬自己做民族产业和民族品牌的决心。 当朱新礼不笑的时候，满脸的皱纹让他看上去心事重重，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一天他必须去面对已经哗然的舆论——他说自己没有想到他出售自己的公司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他对台下的记者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大度地说：“你们尽管问吧，只要是上市公司规章允许的，我都会回答。” 他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发表的个人演讲充满激情，颇能迎合台下的记者和员工。但是演讲的内容却在商业逻辑和民族情绪之间游移不定。他用商业逻辑为自己出售一手创办的公司做辩护。演讲的总体思路是：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企业家的前提是商人，商人必须按照商业规律去做事”，他说，“不然为什么2004年达能找着要买汇源股份我不卖，今天却全部卖给可口可乐？”他还引用李嘉诚的例子为自己开脱：李嘉诚说过，自己做一家公司的时候，就想将来怎么把它卖掉，为什么李嘉诚卖公司没问题，朱新礼卖公司就有问题？ 他声称在签订了出售协议之后，自己把手机放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内，然后到汇源位于北京密云的基地果园内与世隔绝了三天，不看报纸，也不上网。他说自己看到了蓝色的天空、周围的群山和树木，但是大脑中却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他觉得应该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买卖。但是他承认自己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不过他倒是对外界如何评价这场收购一清二楚。如果他真的隔绝了三天，那他也一定是在新闻发布会之前迅速地掌握了这些信息。他甚至想好了应该如何反驳。即使没有记者的提问，他也主动地逐条反驳了这些言论：朱新礼被达能裹挟出售公司是无稽之谈；汇源因为果汁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下滑，开始产生出售念头也不符合实际，“果汁的毛利率在40％左右”，“根本没有压力”；至于报道说汇源内部存在山东帮和非山东帮、曾经离职十位副总裁，则更让他愤怒，他说他们八个副总裁中只有两个是山东人，九个总监没有一个是山东人，至于走掉的人，有三个是被他开掉的；还有人说汇源是家族企业，“可是我儿子，在部队的时候是特种兵，我倒是想把企业当儿子，把儿子放在企业，可儿子不愿意，他不干”；针对“爱国网民”的意见，他的回答是：“既然我们已经开放了，那就不要狭隘地去讲民族品牌”，“品牌不应当有国界”。 接下来话锋一转，朱新礼本人身上的民族情结就开始凸现，他开始大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农民，“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一个人和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自信”。在他总结的出售汇源的六个好处中，除了上市公司的七千多名员工可以得到更好的福利和培训、公司中层的期权激励可以一次性兑现之外，其他好处都充满着对民族情绪的迎合。比如：这次可口可乐历史上的第二大收购会让美国政府对中国民营企业刮目相看；它会让中国政府在同美国谈判时拥有更大的筹码——因为之前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收购案中，美国政府制造了相当大的阻力；它还有助于朱新礼和中国的果园打入可口可乐在全球的采购体系。 “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他说。尽管语调激昂，他却一直很安稳地站在讲坛之后，即使最激动的时候，也只不过挥一挥右臂来助声势。可这个看上去安分、朴实的商人却发出了中国三十年公司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声音：“企业要当儿子养，要当猪卖”。在此之前，所有的公司出售者，包括乐百氏的何伯权在内，都被当成是受害者；另外一位著名的公司出售者朱敏，被认为是受到硅谷思维影响的海外创业者而加以忽略。民族品牌和百年老店，一直统治着中国民营创业者的思维，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把自己放置到民意的制高点。 朱新礼身上最为矛盾的地方就在于，他一方面希望使用商业原则来作为自己出售公司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却情不自禁要表现出对公众情绪的迎合和讨好——比如他说，如果可口可乐不继续做“汇源”这个牌子，中国人都不会答应；再比如，如果商务部不批准这项收购，那么他希望中国人能够更加“可劲儿”喝汇源，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 只有在回答什么时候开始同可口可乐接触的时候，朱新礼有些语焉不详。他的回答是，“我们同两乐（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一直在接触，而且一直都很友好。”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开始谈公司收购问题的，他说：我记不清楚了。正是由于朱新礼本人的回避态度，直到2008年结束，也没有媒体能够拼贴出这桩引起轰动的收购案的整个过程。 发布会终于要结束时，竟给人宾主尽欢的感觉。台上的朱新礼大声说：“我请大家吃饭”。他们准备好了山东的特产和歌喉，正要给这些远道而来的经理们提前过中秋节，而因为这项“临时增加的日程”（因为没有想到这么多人这么关注汇源，朱新礼说）而成为客人的记者们，不妨也留下参加聚会。对这些汇源员工中的很多人而言，如果收购被批准，这会是一场让他们记忆深刻的宴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