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赌筹码 “背后的墙”？ 陈久霖和荣智健这些海外“红筹大亨”们习惯了身后有一堵结实可靠的墙——中国政府。 中信泰富公布了巨额亏损后，中信集团一直对其鼎力相助。除立即提供高达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之外，还增持了200万股中信泰富股票。 在11月12日确定了备用信贷的使用方式后，中信集团总经理常振明说：“中信集团会一如既往支持中信泰富，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事实上，就在常振明表示对中信泰富“充满信心”的前5天，由中信泰富持股17.5%的国泰航空也发布了业绩预警。公告显示：国泰航空在燃油成本对冲交易中遭受了28亿港元的浮亏。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信心”是否会让它自己在投资者心目中的信用等级被降低。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国企、准国企企业内部财务纪律不严，容易被交易对手与投行引诱。由于拥有隐形的政府信用，外资金融机构愿意赋予其高长度的资金杠杆，这些企业的执掌者也赌性十足。” 无论是中国航油(新加坡)当年得到的高信用额度，还是中信泰富多年来的快速增长，无不与“隐形的政府信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波谲云诡的资本市场中，陈久霖和荣智健这些海外“红筹大亨”们习惯了身后有一堵结实可靠的墙——中国政府。这是一种能让人加倍自信的优越感，但同时，也会令人对风险麻木。“在资本市场上对赌比较大的，一般都是国企。”罗雷说道。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航油(新加坡)。其实，无论当初陈久霖的过错有多大，以他的个人权限，中国航油(新加坡)的亏损最多1.8亿美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也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没有果断做出止损决定，甚至在明知上市公司处于高风险状态的情况下，还隐瞒真相、向一批基金出售中国航油(新加坡)15%的股份，将所得款项用于补仓。这样的做法不但没能挽回局面，反而令损失放大。 荣智健将此次投资失误归咎于中信泰富的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财务总监周志贤，但他同时声称：“审核委员会不认为此事件涉及欺诈或其它不法行为。”目前，张、周二人已离职。 对此，台湾京华三一证券行政总裁刘大贝认为，仅仅撤职几位高管，“力度不够”，他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说：“这次，(香港)联交所的动作很慢。如果是普通的香港上市公司出现这样的问题，早就做出处罚了，说不定高管已经被抓起来了。” 在新浪财经频道对“中信泰富外汇投资巨亏事件”所作的调查中，超过85%的网民认为，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的是荣智健而非其财务部主管。
就在不久前公布的2008胡润中国富豪榜上，荣智健与刘永行家族一起并列第五，身家250亿元。 喜欢金庸小说、热爱美食的荣智健一贯讲究生活品质。据媒体报道，每年夏天，他都会带着厨师、邀请朋友及家人乘自己的私人飞机到英国南部的城堡度假，他甚至还拥有一片自己的私人森林。 对于别人的质疑，荣智健曾回复：“我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增加了差不多100倍，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资产也翻几番呢？” 中国“傻钱”引爆地雷？ 对于寻求资金援助的西方金融机构来说，中国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了“傻钱”的主要来源。 说实话，中信泰富不能算一家不好的公司。其2007年盈利达到108.43亿港元，即使在今年上半年如此不景气的环境下，盈利仍高达43.77亿港元。 荣智健本身也的确是一位出色的企业家。这位在东北长白山和四川凉山下放过8年的世家子在加入中信香港两年后，便巧妙地借壳上市；之后的大昌行收购战、重组国泰航空都做得非常漂亮，得到“善于整合资源”的评价；而他在1989年港股大跌之际、收购香港电讯20%股份的案例，更是被英国著名财经杂志《世界金融》评为“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陈久霖和他领军的中国航油(新加坡)也得到过很多荣誉。2002年3月，中国航油(新加坡)被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评为该年度新加坡“透明度最高的56家企业”之一；2004年，进入标准普尔中国海内外上市企业第40位；2004年3月，入选道琼斯新加坡蓝筹股“道琼斯新加坡泰山30指数”。内地和新加坡的许多媒体，都曾经刊登过陈久霖如何“以20万美元起步、将一家奄奄一息的船运公司发展成年销售额数十亿美元的石油贸易公司”的传奇故事。中国航油(新加坡)的案例甚至还进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MBA教材。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企业，仍然难以逃脱被当作“傻钱”来源的命运。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信泰富的问题之一是主业不清晰。标准普尔企业及政府评级副董事卢文正对《英才》记者说：“中信泰富是一个大企业集团，在很多领域都有投资。不过，投资者对它的主业一直不是很清楚。过去几年，其主业慢慢向铁矿开采、特种钢和房地产三个方面集中。其他行业，比如航空业、大昌行、海底隧道等，都是被作为投资组合来看待的，随时可能被卖掉。不过，如果观察这家公司的历史，你会发现，它过去也屡次说要把某个行业当作主业，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可能过两年又换掉了。” 缺乏核心业务，又握有大量现金的中资海外上市公司，很容易受到资本市场投机的诱惑。对于寻求资金援助的西方金融机构来说，中国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了“傻钱”的主要来源。 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说：“中信泰富签订的这类合约，在金融学上被称为奇异衍生品，无论从定价到对冲机制都很复杂，一般实体企业或机构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这类产品应如何估值，也不知道如何计算与控制风险。而作为交易对手的海外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则拥有大量专业人才，对于衍生品的数学模型有多年研究，充分掌握估值与风险对冲技术。因此，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知识与信息不对称。单从定价的角度考虑，与国际银行做复杂衍生产品交易，就好像普通人与乔丹一对一进行篮球比赛。” 因此，他认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环境中需要规避相应风险，较好的工具是简单衍生品，而非复杂衍生品。罗雷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复杂衍生品里往往埋了更多的地雷”。他建议海外上市公司应该尽量通过“收入与成本的匹配、业务多元化”来对冲风险，“比如说，担心收入有外汇风险，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在成本上也用外汇，这样可以减少风险敞口。实在抵销不了，超出部分才考虑财务对冲。财务衍生工具的使用量应该小于等于实际需要。” 刘大贝则说：“连格林斯潘都承认，放任投行制造的高风险、高杠杆产品的流行，是一个错误。欧美资本市场运行了几百年，尚且落得这样的下场，中国改革开放才30年，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专业知识上，和人家的差距都很大。此外，虽说西方金融机构在这波金融风暴中也出现很多问题，但跟中资机构还不太一样。他们的问题一般是结构性的系统风险，而我们的损失常常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是历史上少见的。罗雷说：“现在金融市场的波动比以往大很多，以前很少出现大国货币在一个月内升降几十个点的情况。在平稳时期，相对激进的财务政策可能并不会立刻导致巨大的亏损，但在这个动荡的市场，稍有不谨慎，就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另外，一旦犯了错，在现在的市场中，寻求援助和投资都将变得更加困难。” 非常时期，风险被放大了，惊人的故事总是特别多。这一次，但愿中信泰富的故事成为尘封的历史，不再有机会被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