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3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带给中国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个私有企业的前途由政府或者公众来裁决是不合适的 似乎全国人民都在替朱新礼考虑汇源该不该卖,这个局面看上去就像这个能把自己的公司以170亿的价格卖出去的人——姑且不论这价格是高是低——已经失去自己算账的能力了。 反对的声音占了大多数,据说一些网站的网民投票中,有接近八成的网民反对这笔交易。反对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汇源作为民族品牌被外资收购后,国内的果汁市场将会被垄断,今后我们只能喝到“可口可乐”牌的果汁饮料了,同时,上游的果农将会失去议价权,完全陷入被外资摆布的悲惨境地;二是以汇源的品牌价值和赢利能力,区区170亿港元的价格卖掉是明显的“贱卖”。 这两条理由似乎在道德和商业上都占据了制高点,如果有微薄的反对声出现,就会被迅速扣上“不爱国”和“不懂经济”的大帽子。在网络上,扣帽子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低。持这一言论者认为:用西方的思维来理解这一事件是危险的,西方人告诉你要按市场规则办事,但这种言论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西方人说的那样把民族品牌卖出去,我们就成了“傻子”了。 确实,关于市场应该自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即使在西方世界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说,一些充满民族情绪的言论就是成立的。既然西方和中国的思维都不能被确定是可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朱新礼本人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这也算是对这个企业创造者起码的尊重吧。 朱新礼是一个商人,他作出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卖出去这个决策之前,不可能不进行深思熟虑。在商业谈判中,什么样的地位最有利?我认为是“不在乎”。也就是无论这笔买卖谈得成谈不成,我都无所谓。这与谈恋爱时,投入感情较少的一方往往能占据主动是一个道理。那么,在这起并购交易中,谁是主动的一方呢?看上去是手握重金的可口可乐,毕竟收购者看上去总是更主动一些。 其实不然。可口可乐作出如此重大的收购决策之前,一定是经过了前期缜密的调查和论证,方采取行动,这需要耗费其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对于汇源而言,它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管好,争取能买个好价钱——而这本是它的分内之事。正如两军交战,进攻者远道而来,守城者以逸待劳,仗还没打,谁主动谁被动已经一目了然。此其一。 其二,假如这笔交易最终泡汤,对汇源而言也是利大于弊。虽然由于整个经济大势的拖累,汇源当前业绩受到一定影响,但它是一家成熟而具有稳定盈利能力的龙头企业,所以即便并购不成,其今后的生存发展肯定是不成问题的;而对可口可乐而言,由于碳酸饮料越来越不符合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趋势,作为一家有远见的公司,必须对自己的产品结构作出一定的调整,汇源是它全盘计划的重要棋子,一旦这步棋走失,对其公司战略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同时,由于可口可乐的名气远大于汇源,所以对后者而言,无论成与不成都相当于做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免费广告,而对可口可乐则是既丢面子又丢市场的“双败”。 由此,谁占据交易的主动权已经一目了然。朱新礼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商务部批准我很高兴,商务部不批准我更高兴。”这个“更”字用得极妙,自信的心态表露无疑,同时也有效地震慑了谈判对手。 很难相信,这么一个好牌在手的人,会“贱卖”自己的企业。那些辛苦为汇源计算溢价的人,应该不会比朱新礼更了解自己的企业,也不会比他更对这个企业的前途负责,因此“贱卖”说可以不攻自破。 那么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民族品牌。对于这个问题,朱新礼认为品牌是没有国界的。这种说法对汇源而言,应该说是恰当的,因为在法理上说,这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企业甚至都不能算是一家中国公司。但我们仍然可以承认汇源是一家民族企业——如果我们把民族企业理解为“由本土企业家创办,并且在本土获得成功的企业”的话。然而,我们很难想象,有多少人会因为汇源是民族企业而买它的产品,如果民族企业真能获得如此多的好处,那么现在我们喝的最多的饮料应该是非常可乐、天府可乐和少林可乐,而不是可口和百事——因为很难说这些碳酸饮料在口味上有多么本质的区别。既然企业并没有因为自己“民族品牌”的标签获得那么多好处,那么你凭什么要求它承担过多的义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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