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阿姆斯特丹的游船上，我接到吴志的短信：“魏东去了”。何谓“去”？上网查，才确认他是乘鹤西去，羽化升仙……
与蔡明通话，他最近的一个公开身份是魏东旗下云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蔡明说“我们这些人（他是指资本圈内所谓成功人士）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巨大压力，做得越大压力越大，老魏主要是没什么真上心的爱好，你爱登山远足，我打高尔夫打到70多杆……”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立时，几十家会员中有九家是来自北京的，九家中除北京国际信托之外都是央企或央企下属国企，中信，光大，建行……吴志是中银信托的，王兵是中创信托的，魏东是中经开的。我是在1992年初作为《证券市场周刊》驻沪记者混进这个上海证券界“北京圈”的。十几个同处异乡的北京人多是二十五岁上下的小伙子，又都住在老交易所旁的上海大厦，常常成群结伙的乱窜进异乡的夜晚——有时是一碗大排面，有时是一壶老酒几碟素菜，有时是百乐门的声色光影……魏东在其间并不活跃，也并不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戴学民，老戴岁数大些，一见到我就操着我现在也搞不清是山东口音还是南京调儿的话说：“小泉弟那什么那什么……”他的引人注意，是他们中经开上海证券业部是上海二级市场的绝对主力，那时的北京公司中似乎只有中经开在二级市场的影响力可与万国、申银、海通等本地大行“匹敌”，当然也最终“匹敌”出1995年2月的“三二七国债风波”。
在“三二七国债期货”品种上中经开带头做多，万国证券公司带头做空，前者“赌”国家实施的对国债的“保值贴补率”还会在这个品种上延续；后者“赌”通胀早已抑制住后国家必然顺应市场规律取消“保值贴补率”。现在想来甚是可笑，做多做空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一项政府政策，而且做多做空的主力都是国有公司！结果是财政部下属的中经开“赌”赢了，而上海本地最大的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因几十亿元的巨亏而被申银证券合并。万国证券的总裁管全生锒铛入狱。之后不久，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离职，再不久中国证监会主席卸任……而中经开公司也在三年中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更迭。作为中经开证券部负责人的戴学民也不知去向，江湖上传他曾在机场被刺，由于他驼背，刀子刺来时他向前屈身而没被刺中要害。
2000年初，结识新任中经开总经理不久的老姜，他说中经开在“三二七国债风波”中并没赚到多少钱……让我惊愕！几十亿元甚至达百亿元的盈亏“赌局”，作为多方旗手的中经开“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莫非旗手也是徒有其“名”？莫非仅是中经开的客户们赚钱？
魏东却是在“三二七国债风波”后不久突然下海。朋友圈子一致的判断是他的“第一桶金”是在上海大厦“捞”到的。为死者安为生者讳，“第一桶金”的问题在此不表。只说魏东的经营头脑。九十年代下半期，认购新股的收益率很高。而调动资金能量大绝对收益就高，那时的新股发行方式是存单认购，即某地发一只新股，即指定当地一家（一般是地市级的）银行为代理点，欲购者将资金打入这家银行的专户，到截止时以专户中资金总量按户数等比例分配，这时谁有本事在短期内拆到更多的资金谁的收益就高。魏东在这时期全力参与新股申购，他哥哥魏锋在银行工作——这是一种优势，但他的聪明更是卓群的优势：在申购长江途中一个小城市的新股时，他弄清进入这个城市的最便捷的方式是每周两班的航运，他便把两班船的船票悉数买下……他中签的比例大大提高。
大概是2005年春节后不久，因我主编的杂志报道了他旗下的九芝堂公司，他通过老朋友在凯宾斯基酒店邀我喝普拉纳啤酒，谈我们共同熟知的一些人和事，谈他“做大”后的“声名之累”，谈他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我力劝他也登登山之类，并介绍王石倡导的登山理念“放下，慢慢走”。真如蔡明所言他的生活中可能就缺一项他特上瘾的爱好了。他的悲剧自有我们局外人不知晓也不可能知晓的原因，但如果有一项他特上瘾的爱好，至少会减少悲剧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在这些年压力巨大的商海生活中他会多一些欣悦。
魏东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