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财富的神圣信托
须知，即使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西方国家，在诞生亚当?斯密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中，亦早已对此种不顾社会责任的财富伦理多方批判、改进，并在此基础上揉合各种宗教伦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社会财富伦理体系。
早在18、19世纪，早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就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丛生乃至暴力革命苗头不断出现。于是，在英美等国掀起了一轮财富伦理反思，启蒙者认为“救穷人即是救富人” 。而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也指出，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个人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约束，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会公益，所以才用不着国家来插手。
正是这种反思，让“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集大成者的美国诞生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位慈善家。那就是豪言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卡耐基。这位童工出身的资本家在生意上是赤裸裸的资本家，他曾毫不留情地破坏罢工，降低工资，把工作时间增加到了一周七天，一天十二个小时……然而，他亦在有生之年向社会捐款3.5亿美元(约合今天上百亿美元)，创建了2811个公共图书馆，向美国的教堂捐了7689架风琴。
有人认为卡耐基后半生的慈善之举是为了“赎罪”，然而这是一种误读，他自己的解释是，身为商人，必须尊重市场逻辑，也就是必须为了利润拼命压榨，并且享受这种提高劳动效率的成果。但是他亦认为自己的巨大财富“不是我的”，而是代替全社会的人“保管并分配这些财富”，所以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财富返还给社会。
这股“现世财富乃神圣信托”的思潮影响极大，和卡耐基同时代的美国富豪洛克菲勒在其有生之年共捐献了5.5亿美元，并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此外，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经过西方多次思想浪潮的洗礼，这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慈善文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前任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已经捐赠了200多亿美元成立慈善基金，他甚至在壮年辞去公司管理职务专心搞慈善。在欧洲、日本乃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类似美国商业社会里这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旁人不说，香港首富李嘉诚即2006年表示，他将把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当时价值约480亿港元)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甚至于年轻时因对慈善一毛不拔而被广泛诟病的现任首富巴菲特，也在2007年宣布将近400亿美元的权益委托给了盖茨夫妇代为行善，以实践自己“年轻时用钱赚更多的钱未来行更大的善”的诺言！
看了这些简单介绍，读者应该都明白了我的逻辑：企业存在的意义固然主要是尽可能多地实现自身合法赢利，但它绝不是企业家实现社会责任和神圣价值的绊脚石；说白了，王石也好马云也罢，不能以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衡量生活中一切事物。当然，你可以不捐款或者少捐款，这是你的自由，但拿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来忽悠大众瞒天过海则是很不厚道的行为。
“荧光灯下”不是问题
平心而论，我认为韩寒的话相当有道理，的确有不少人和单位在把捐款搞成标榜和攀比，而马云所谓“荧光灯下的捐款”亦是这重意思。
然而我的判断是，在巨灾面前，搞“排行榜”、“攀比”都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人性中的这一点点“小我”既无伤大雅也无可厚非，更不构成反对捐款的理由。西方有谚云：为了爱而进行计算够不上残忍；就算为了“站到荧光灯下”而捐款者，其行为的结果毕竟是行善，为什么非要计较这种行为的“目的”呢？出于无私奉献固然最佳，出于“宣传企业形象”也没什么不好。
说到底，救灾行动看的是结果而非动机，世界各国还普遍用抵税来吸引慈善捐赠，难道抵税者均要因“动机不纯”而接受道德拷问吗？韩寒、马云等也大可不必为了表示自己的“清高”而鄙视甚至丑化那些上了捐赠榜者。如果因为这次捐赠活动直接间接地“培养”出了很多富人的慈善心，才是功德无量呢。
文章最后，我想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特蕾莎修女》，它描绘的是世界上最博爱的人的一生。当她面对来抢粮食的“恶丐”，敞开大门任其搬走所有粮食，并对他们说“愿上帝赐福你”。一个人问她：“你为什么不诅咒我？”特蕾莎修女说：“你的孩子没有饭吃，我为什么要诅咒你呢？”
我在此祈祷，现在有很多孩子没有饭吃，请王石、马云、韩寒等先生容忍凡人们的“庸俗”，让我们一起微笑面对挑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