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批评家们指责上海没能留住马云的时候，又有几个意识到这里曾经是马云迭出的地方？成就老上海的其实正是来自全世界的“冒险家”们，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是创业家们。今天的上海该如何才能找回冒险家们失落的乐园？
曾经的“冒险家乐园”
最近看到一位原籍广东的上海市政协常委的高论，网络上概括为：上海缺乏冒险精神，所以出不了马云。
这些评论，在我这个真正的上海人听来，既有切肤之痛的感触，又有觉得不着边际的无奈。我十分自我主义而又“政治不正确”地把“真正的上海人”定义为会讲上海话，而又从父祖辈那里听说过关于上海昔日荣耀的那一代。
会说上海话，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上海话，也就不会有所谓的上海文化。很难想象一个不讲上海话的城市会和中国的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会有什么竞争特色。所以我听到老同学的孩子说不好上海话就摇头，看到上海人以互相之间说普通话为时髦就觉得奇怪。
从父祖辈那里听说过上海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精神上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后代，需要这样的教育来保持我们的自豪感，来激发我们可能有幸从父祖辈那里遗传来的奋斗精神。
过去几十年，上海缺少激动人心的成就能够令我们保持自信，而我们父祖辈的遗产，从物质到精神，都被我们坐吃山空——虽然这不能完全责怪我们自己。更要命的是，时间久了，谎言多了，让我们还以为上海从来都是一个醉生梦死的虚无之地。
一直以来，上海总是和一句臭名昭著的评语联系在一起：“冒险家的乐园”，并且因此触发几代人的民族情绪和痛苦回忆：吴淞和上海的失陷，南京/虎门条约的签订，外国租界的建立，海关权益的丧失，等等。然而事实上，这些事件本身并没有成就上海。成就上海的其实正是来自全世界的“冒险家”们。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是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冒险精神和聪明才智，利用了上海这个当时全中国法制最完善、游戏规则最清晰的风水宝地，奠定了自己的事业，也奠定了这座城市的辉煌。今天我们有一个比“冒险”更好的词可以适用于他们：创业精神。
在我这个企业管理教授的眼里，是这些早期国际“冒险家”们的成功产生了“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effect)和“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使得邻近地区以至全中国的资本和人才向上海集中。历次的战乱，从太平天国、八国联军，一直到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更增加了上海的吸引力。带着闯劲的新移民，以及他们受到更好教育、具有更国际化视野的下一代，共同使得20世纪前期的上海成为中国历史上创业成就最多最大的地方。
我在国内看到的关于上海历史的描述，无不强调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和展示场，但人们却很少能够从更微观的层面，看到上海有着无数个创业者奋斗成功的企业故事。
如今，职员文化当道
最近十几年上海在物质上的繁荣，反而让我们更加忘记了这段历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表面的成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这些成就太过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在这里建立了地区总部。
这些早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大企业让我们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过分渲染的方面——职员文化、敬业主义——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们未能带来过去曾经带来过，而且被老上海人视为英雄楷模的冒险家，以及他们的创业精神——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了冒险家，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断层局限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的上海被讥为缺乏冒险精神的城市。实际上，当批评家们指责上海没能留住马云的时候，又有几个意识到这里曾经是马云迭出的地方。
最近的物质成就还被归功于上海一度的“强势政府”，虽然现在可能没有人喜欢承担这种名声。强势的政府，自然是相对于弱势的市民。2003年2月的一天，我从北京赶回上海，为的是阻止拆迁公司强行进入北外滩我老家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石库门房子。在被对方嘲笑讽刺了半天之后，我这个北京大学教授只能用相机拍下老宅的最后容貌——以便今后在向我的一对子女讲述我的故事时，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些感性认识——然后黯然折回机场。
我知道以我的微薄之力，根本无力阻挡这座城市的步伐。无数个与1930年代文化精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老建筑，已经或者将要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在全中国都在赞扬上海行政效率高、治安完善的时候，却很少有人——除了几个为数不多的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家——认识到对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创业活动最好的催化剂。
几个月前，我在港大-复旦国际MBA项目高层管理班授课。我给学生的作业是，可以选择一个上海老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创业案例。如我所料，70位在知名跨国公司、大型国企担任中高层职位的学生中，只有寥寥数位选择做这项作业。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说着上海话，却不曾听到过真正的上海故事。
而那些给排着长队等待的同胞发放“上海绿卡”的官员们，又有几个能够意识到这曾经是一座不要求签证，对全世界都敞开胸怀的东方自由之都？
上海的故事，我亲耳听到的其实也并不多。我仿佛可以看到1930年代，从福州移民过来的曾祖父在虹口购置了房产，从苏州移民过来的外婆正在勇敢地教同龄的外公骑自行车；1940年代后期，祖父带着全家搬回了一度被日军占用的房子，而半个世纪之后在加拿大教过我博士课程的一位犹太人教授此时正在弄堂里和其他孩子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然后就是四五十年的空白。
接下来，我坐在嘉定一家工厂的办公室里，听我的两个在美国念MBA时的同班同学——一位北京人，一位山东人——告诉我其中一位是怎样在一家OfficeDepot(欧迪办公)因为看到一块不是MadeinChina的黑板而大惊小怪，结果双双从各自所在的美国大公司辞职，一起筹资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来创业。现在他们的公司已经打破了几家美国老牌家族企业的垄断，正在每年成倍地增长……
讲到这里，我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我的素材。毕竟，我是个商学院教授。学生们指望我教会他们现实可用的本领，院长和同行们期望我在学术期刊上就外资在中国的溢出效应作出精确的估计。上海的故事，上海的精神，可能最好是由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来讲述。可是他们除了寻找上海从来并不真正存在的贵族们，又在做些什么？
上海又如何才能找回冒险家们失落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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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政治局委员探讨马云现象
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带领广东省党政代表团抵达杭州阿里巴巴公司总部。“我特地来看看，马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阿里巴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汪洋开门见山地对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
汪洋说，前些日子在上海考察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跟他特别提到了马云，并感慨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两人随后也就马云的话题进行了探讨。
在今年1月27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俞正声面对政协委员，就“上海为什么没出马云”进行了反思。他说，马云给了他一个“刺激”：“马云跟我说，阿里巴巴一开始是在上海，后来回到了杭州”，“我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什么像马云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儿没有成长？’这是俞正声当时提出的问题。”汪洋说。
上海市政协常委郑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