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我是零,零不争,所以跟人相处很简单,也能持久
在中国企业家荟萃的场合,很多时候都少不了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但他往往不是耀眼主角。“只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除了鼓掌,就不做别的动作了。”对于这个习惯,冯仑略带调侃地解释道,“优秀的企业家都是我的老师,跟在他们后面,我就是名师带出的高徒,而且还是免费哦!” 作为一家知名房地产集团的老板,冯仑为何低调?“古人常说,水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低,越低,很多东西就会汇集到你这里。”冯仑认为自己经营企业20 年没有出过大的纰漏,就得益于很多“老师”的经验以及他们在不同场合的提醒。 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和哲学的冯仑,为人处事总习惯站在历史的角度发挥哲学思维,“那些认为自己从零变成1、变成100的人,是在看小历史,看短时间。如果你立足于广袤无限的宇宙看历史长河,人其实很渺小。我认为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无’,一个‘零’。” “华盛顿式”的退出 如果说在外界,冯仑把自己定位为“零”还比较容易,那么在万通内部,冯仑的“零”化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万通有近20年历史,作为六位创始人中的唯一坚守者,冯仑在万通已经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超级权威。 “不少创始人由于眼光、经验和身体的局限,把公司发展的上升空间给封住了”。对于创始人权威的弊端,冯仑早有意识。通过对近10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他发现,大部分企业之所以无法越过15年的生命周期门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创始人有意无意设立的天花板。而打破天花板、破解周期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创始人退位。对于那些具有15~20年历史的民营企业来说,冯仑认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冯仑认为,创始人退出无非两种方法:一种是像毛泽东式的自然退出;另一种是华盛顿式的退出,在位时就做好了退出的计划,把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以宪法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因此,尽管华盛顿早早退位了,但他的理念和价值观却一直在发挥作用。冯仑选择了第二种退出方式。 因此多年来,冯仑在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文化建设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不想让万通是一辆只有他能赶着走的马车,而是要变成一辆靠核心价值观、制度和规章驱动的汽车。“只要按照规则办事,谁都能开好这辆汽车。” 随着“马车向汽车”的进化,冯仑在有序退出。2009年8月24日,冯仑写道,“近来,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似有某种变化,虽然继续忙着,但绝大多数是为了探求一些不确定的事……我有更多时间看地球的犄角旮旯,有更多思考要与上帝和真主探讨。总之,我越来越飘出万通。这倒好,给我一个回过头打量万通的机会。” 归零才有未来 从容的冯仑,与那些遇到发展瓶颈而青黄不接的创业者形成了反差。这种从容得益于他总是习惯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用未来去引导今天要做的事。 万通向美国模式的转型就是一件面向未来之举。2004年前后,在同行们都忙着买地储备资源时,万通却在摆脱对土地的依赖,由香港模式向美国模式转型。 所谓香港模式,就是负责房地产开发的全部流程,这是如今大部分房地产公司的定位;而所谓美国模式,则是把所有环节交给专业公司去做,自己负责整合资源成为房屋供应商和服务商。显然,定位于美国模式,需要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管理、品牌提升上下大功夫,这对于过惯了舒服日子的房地产企业来说挑战很大。但冯仑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土地资源也会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从无限变为有限,甚至稀少。因此,依靠占有土地资源做房地产开发的模式财务风险很大,容易让开发商变成敛财型而非增长型的企业。这样的开发商,在冯仑看来无异于温水中的青蛙,缺少近忧,然远虑很大。 通过对美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同行的研究,冯仑捕捉到,房地产行业的价值正在从开发向运营、再到财务管理的产业链上游转移。换句话说,开发商正在成为价值链里含金量最少、话语权最弱的一环,因此,向上游攀升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举措。这就正如中国的制造业,正努力摆脱替人加工而着力于品牌和研发一样。 为了支撑“美国模式”,冯仑先后干了几件未雨绸缪之事。第一,邀请具有国企背景的天津泰达公司入股,万通由此变成了一个民营与国营混合的企业,为跻身国内高端品牌以及未来融资奠定了基础;第二,进军美国曼哈顿,在世贸中心1号楼租下并经营“中国中心”,作为美国模式的海外落点和实验场;第三,像高科技公司那样投入产品研发。2010年2月,万通发布了有关绿色生态住宅的新产品,宣布此后每年春天都将推出新产品。“这些东西日积月累后,我们的产品就会比别人的好,我们的品牌就会像苹果一样被人接受。”冯仑期望,万通未来成为一个内涵高档的品牌。 不仅如此,几个月前,冯仑还骑自行车“阅读”了中国台湾。最近,他又请了几名台湾教授给他上课,讲台湾的历史和现状。这些举动的目的是加大在台湾的资源配置。“台湾的市场化程度和做事情的空间都比较大,那里的服务行业有非常好的专业团队和经验”,因此,除了在美国布点,冯仑要把中国内地的市场与中国台湾的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实现其“硬资源本地化配置,软资源全球化配置”的战略。目前万通的经理人团队中,已经有10多个美国人和10个来自中国台湾的成员。 经济学家周其仁(博客)最近发表演讲,“中国民营企业要擅于参与全球化竞争,有效利用目前全球化发展落差所带来的软资源。”听到这个,冯仑笑呵呵地说道:“无意中我们又做对了”。 不争才能持久 “我是零,零不争,所以跟人相处很简单,也能持久。”冯仑不仅在为人处事中奉行这种简单哲学,在治理企业中也沿袭这个思路。 冯仑所谓“简单办企业”的方法就是做正的事,杜绝邪的事。他赋予万通的核心价值观是简单的4个字—“守正出奇”。 所谓“正“,就是大规律、趋势、必然性以及法律制度;而“出奇”,就是要求在工作中结合实际,不断改进、完善和创新。在冯仑看来,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特别是其领导人内心最深层的是非判断和善恶取舍。如果它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不可动摇的“天条”时,就会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最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能力。 万通的核心价值观虽然在2009年8月21日才被正式提出,但冯仑却说,它是早就存在了的,只不过之前被称为“企业文化”。 “守正出奇”的愿景,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这是冯仑创业时就有的信仰。不过,把信仰精炼为“守正出奇”却是冯仑从原万通监事会监事长王鲁光那里得来的。 1992年,冯仑邀请王鲁光为万通创设监事会。王鲁光说:“我可以帮你,但你要做到‘守正出奇’”。当时的民营企业几乎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做事就有可能无法无天。而冯仑却因此而得到一尊令他敬畏的“佛”—王鲁光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冯仑每次跟他交谈时,他总是坐着,让冯仑感觉到那就是一尊“佛”。冯仑后来回忆说:“他每次跟我谈话,都能点醒我几件事。每次董事会前,重要事情我都跟他商量,这是我避免犯错的原因,他成了我(的企业)活下去的理由。” 建立企业宗教 核心价值观不能只停驻在企业高管层面,如何将其内化为全员的行动指南?冯仑认为,这与创立一个宗教没有多少区别。宗教首先要有一个创始传说,解决 “从哪里来”的正当性问题。对这个问题,万通在2002年就开始做了。万通设立了一个历史陈列馆,用史迹向员工呈现万通的起源。 此外,宗教还需要有《圣经》、《古兰经》那样的经书,用各种故事来传道。万通除了用馆藏方式向员工讲故事外,2009年还重新出版了记载万通历史的《万通全书》。此外,通过《万通》、《生活家》、《风马牛》等纸质或电子内刊,传递着企业的文化。 再如,宗教都有诸如教堂、寺庙那样的场所,而万通除了有历史陈列馆那样的“祠堂”外,成立于2009年8月21日的龙山学校也是用来传承文化的“念经场”。而反省日、元旦长城宣誓等,则成了万通“传经诵道”的仪式。 这个漫长的、日积月累的内化过程,在冯仑看来,就像腌咸菜一样,需要把白菜慢慢发酵变成酸菜,“要经过差不多一两代人,才能把它稍微稳定下来。” 万通价值观的传承,最早开始于他们的反省日。1991年9月13日是万通的成立日。从第二年开始,“生日”就变成“反省日”,反省过去一年中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或者有哪些需要加强之事。这种近乎刻板的年年反省一直坚持了18年。每年的这一天,无论多忙,冯仑都要亲自上阵。 “反省究竟有没有用?一天没有用,一年看不出变化,三年有点小变化,18年、36年就一定有用。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永远重复做下去,自己当真,就能与众不同。”这几乎是冯仑每年反省会上必说的话。 冯仑的确有理由看重反省日的意义。万通历史上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和改进,都是源于反省日的反省。比如,1996年之前万通危机四伏,在1996年的反省日,他们静下心来反思原因。充分讨论后大家意识到,过去那种“短(期)贷(款)长(期)投(资)”模式是问题的根源。找到症结后,万通开始大量卖资产,减少贷款,回缩投资战线聚焦房地产主业。经过4年的正本清源,到2000年时万通度过了危机。 万通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建立,也源于3年前的反省日。那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开始流行,但这对于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怎样履行?这些问题在反省会上被提出来反复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制度来执行。于是万通成立了独立的公益基金,并规定公司每年赢利的0.5%~1%固定捐给公益基金。此外,员工每年要参加4天带薪公益活动,所有高管演讲所得的报酬要全部捐给公益基金。 万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通过诸多方式来渗透,还通过制度考核来保证执行并纠偏。例如,万通高管每年都要接受道德审计。从2010年开始,普通经理业绩考核中价值观的比重也要加大。如果经理在外有了任何不合规的行为,即使完成了业绩,成绩单也不会很好看。万通之前也有过类似考核,但比重不大。这一次是冯仑向马云取经的结果,阿里巴巴就是这么做的。 “因为信任,所以简单。”马云在阿里巴巴创建10周年会议上的这句话,也被冯仑奉为经典。而他又接着演绎道:“因为简单,所以永远”。 “零,可以是零,也可以是所有。”将自己归零的冯仑,其实要的是所有,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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