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是商品产能过剩，总需求严重不足，而纸币时代的货币，也常常是“过剩”的，通货膨胀如影随形。假如产能过剩和货币过剩单独发生，没有相互关联，解决办法已经写在教科书里，比如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或者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假如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呢，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传统经济理论和调控方法都陷入困境。
如今，为对抗金融危机，世界各国一致采取历史罕见的集体性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再一次产生了较强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增长回稳，CPI和PPI在岁末年初双双转正，通货膨胀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经济热词。我们又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反通胀”和“拉内需”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有没有办法做到两全其美？
理论危机：纸币阴影 “货”“币”失衡
货币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它的供应量大于社会需求，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并非纸币独有的现象，只是在纸币条件下更容易、更剧烈、更频繁地发生，就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
早在古典重商主义时期，就发生过“西班牙陷阱”。重商主义认为金钱是唯一财富，追求“多出口，多赚金条”。以此为指导思想，西班牙政府通过国家控制的海外冒险行为，-爱华网-从美洲输入了巨量金银。但是黄金的增加，自然而然的就会降低黄金的相对价格，导致商品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国内价格的上涨，和国外价格的相对下降，使得进口商品比国内的商品更具有吸引力。最终，西班牙的实体经济走向衰落。
进入纸币时代之后，发行货币的成本很低（只需要开动印钞机），而且权衡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因素之后，各国都把温和的通货膨胀作为常态。不过纸币的最大问题，倒不是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是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上，将“货”与“币”分离开来，重货币轻实体，重投资轻消费。
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以金融、财政、货币政策为中心，可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于是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和分支，一边是金融、财政、货币、银行学，一边是生产、流通、消费等学科。失业率，表现的是社会投资生产情况是否良好。通货膨胀率，表现的是消费和流通是否良好。凯恩斯紧盯失业率，弗里德曼紧盯通货膨胀率，看起来都非常有效，但实际上都是用金融手段，扭曲了自然的经济。
过分强调金融的经济理论，导致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自然匹配发生失衡，继而又使用金融手段进行弥补，等于错上加错。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对于经济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比如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比如亚洲金融风暴，比如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其破坏强度一次比一次猛烈。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临时救急的猛药，却被当成保健品持续服用，最终引发了滞胀。货币主义将通货膨胀率压得很低，却没有控制住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品，导致虚假繁荣。次贷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普遍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如果实体经济的状况得不到好转，滞胀的隐忧很可能变为现实。
通货膨胀的表现是物价上涨，一般情况会增加就业。它的反面是通货紧缩，即物价下跌，失业增加。而滞胀则是两个负面因素的结合，失业增加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就货币政策而言，增加就业需要降低利率，以促进投资和生产，而控制物价则需要提升利率，鼓励储蓄减少消费。于是利率左右为难，曾经立竿见影的货币政策失灵了。
方法失灵：利率钝器变身骰子
以货币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遭遇滑铁卢，以利率杠杆为核心的调控手段，也宣告失败。反通货膨胀，单纯考虑货币政策，已经不够了。
首先，利率是钝器，缺少针对性，只对经济整体产生影响，一次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但是现实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复杂，往往需要多个目标相互协调。比如应对滞胀问题，既要缓解经济停滞，又要抑制通货膨胀，加息不是，降息也不是。利率不可能既升又降，又不是薛定谔的猫。（量子力学的一个假想实验中，猫是一种“亦生亦死”的叠加态，只有当观察者打开盒子，波函数才坍塌，猫呈现生或死的状态。）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专业分析师好意思说，“央行可能加息，可能降息，也可能不变。”这等于说央行在掷骰子制定严肃的利率政策。这跟江湖算命先生的铁口直断“父在母先亡”一样，涵盖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仅仅是一句废话而已。|!---page split---|
其次，货币政策的发挥，需要一个传导的过程。比如央行通过加息影响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信贷意愿，最终通过市场主体的意愿变化来影响企业、个人的投资消费，并作用于金融市场。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具备长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
然而现实情况并没有留给我们充裕的时间，经济周期越来越短，变化总是突如其来。更不利的情况是，由于银行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缺乏弹性，货币政策传导链条经常出现断裂。
发生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都将利率水准降至历史低点并斥巨资aihuau.com救助银行系统。不过两年时间，已经进入“后危机”时期，各货币当局也开始考虑“退出战略”，回收流动性。继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息后，印度宣布提高准备金率，挪威加息25个基点。作为新兴市场的一员，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宏观政策2008年年初是反通胀、反过热，到年底就转变为保增长，2009年完成复苏之旅，又开始预防通胀。
最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让各国央行的政策独立性受到掣肘。各国货币之间的利差和经济状况的不同，为避险资金创造了一定的投机空间，热钱所到之处，资产泡沫泛滥，通货膨胀高企。如果采取鲁莽加息政策，可能继续引进热钱，加剧通货膨胀。
即使没有热钱炒作，但是长期保持出口顺差的话，结果也是类似的。跟“西班牙陷阱”一样，如果保持汇率不变（黄金就是不变的汇率），国内的通货膨胀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同时，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也会造成各国的生产原材料成本增加。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也不能通过加息彻底解决，因为加息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反而继续推高物价。
如果加息也不行，减息也不行，仅用一个利率工具调节宏观经济的方法，是不是该改变了？
解决之道：“货”“币”均衡利钝齐施
既然利率钝器已经失效，就需要寻找针对性的利器，在总量控制的同时，兼顾局部诉求，对症下药。解决通货膨胀这个宏观问题，还要从微观入手，从消费需求入手。
反通货膨胀，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让“货”与“币”、供给与需求保持自然的平衡。如果在通货膨胀预期开始之时，就发出足够强烈的政策信号，以打消预期，稳定物价，当然不错。但是由于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这个显而易见的办法难以做到完美，更何况心理预期之后还要考虑预期的预期。
要想摆平“货”与“币”的失衡，就不能只控制与“币”有关的储蓄和投资，还要关注与“货”有关的消费。现在储蓄有利息收益，投资有利润回报，唯独消费什么收益也没有。所以人们才会多储蓄、多投资、少消费。宏观表现就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如果让消费有收益，储蓄、投资和消费就等效了。进而采用规模需求的方式，先需求后生产，就能够完美匹配供给和需求，减少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在规模需求的条件下，即使货币数量增加了十倍，也只改变资产和商品的名义价格，这个改变的过程会迅速而平稳。
让消费有收益的具体办法有很多，笔者也曾经提出过开设消费账户、发行消费券、住房公积金子币化等建议。消费的收益，就是货现率。货现率是消费的对价，企业或政府，在获得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时，必须给付对方相应的代价。货现率可以按时间、地区、行业、品牌、产品等不同范围调节总需求的数量和结构，遵循的原则是选择范围越小，货现率就越大，消费收益就越多。
如果通货膨胀已经发生了，必然是结构性的，出现食品价格先上涨、东部发达地区物价先上涨等情况。此时利率工具缺乏针对性，不可能东部地区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高，而西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低，因为货币流动的成本很低，投机行为难以抑制。这正是货现率的用武之地。货现率针对性好，有选择范围的限制，而且管理的是货物，货物流动成本明显比货币高。
此时面对“拉内需”和“反通胀”的难题，只要三管齐下：调高贷款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调高货现率，以促进消费；同时让货现率大于存款利率，以降低储蓄。就能达成理想目标，为宏观经济的整体平滑运行，留出巨大空间。
当然，不是所有的物价上涨都需要控制，比如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引起的煤、电、油、水、天然气的价格上涨，或成本推动的粮油、蔬菜、肉蛋等食品价格上涨。由于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此类“通货膨胀”只能忍受，然后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使其生活不受影响。补贴低收入群体，采用消费券、教育券、就业券的方式最好，既让老百姓有一定选择权，又完全指向具体消费，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政府采购还能够获取一定折扣，进一步增加补贴力度，一箭三雕。
总之，反通货膨胀并非终极目的，达成供给和需求、“货”与“币”的均衡，才是经济调控的理想目标。
（本文原载于三联《竞争力》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