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首歌这样唱：“穷人穷开心”、“富人富伤心”，有的是“没钱有感情”，有的则是“有钱没感情”，难得的是“有钱又有情”。这首歌出来后，立即风靡一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在传唱，连我这样不会唱歌的人，也把歌词记住了个大概。
有趣的是，不论穷人还是富人，虽然大家都唱，穷有穷开心，富有富伤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盼望自己由穷转富的，必定是多之又多，而希望自己由富变穷的，肯定是少而又少。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人都希望自己尽可能多地拥有财富，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让人有点困惑的是，大家所接受的教育，好象更多地是想让我们安于穷困，享受那种穷欢乐的。
有关这方面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渔夫和富翁》。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在海滩上，一位富翁遇见一位渔夫正躺着晒太阳，便对他说：大好时光，你怎么不多打些鱼呢？渔夫回答说：打那么多鱼干吗？富翁说：卖钱呀。渔夫反问：卖那么多钱做什么？富翁说：有了钱，你就能如我这般，到这美丽的海滩上来休假，躺在这里晒太阳。渔夫反问道：现在我不正躺在海滩上晒太阳吗？
这故事的最后结尾，绝大多数版本都是富翁在与渔夫的对话中突然顿悟。这则流传甚广的故事，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在善意地提醒读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千万不要迷失自己，要明白生活的目的，做一个知道享受快乐的聪明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个故事，自然是人编写的，而且可以推测，编这个故事的人，没有多少经济学常识。试想想看，同样是海滩边晒太阳，渔夫的晒太阳与富翁的晒太阳，这两者之间有可比性吗？富翁可以选择在甲地的海滩晒太阳休假，也可以选择到乙地的高山滑雪场去休闲，但是，渔夫有这种选择的余地吗？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富翁和渔夫。要不然富翁也就不可能成其为富翁了，渔夫也就不可能成其为渔夫了。当然，富翁突然间羡慕起渔夫的生活方式来，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想让富翁放弃他的“苦生活”去过渔夫那样的“快乐生活”，肯定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而如果让渔夫改变目前的“穷欢乐”，去过富翁那样的“苦日子”，则估计十有八九是会同意的。
其实，富翁羡慕渔夫的，是渔夫那种“晒太阳”的闲暇。从经济学角度看，穷人往往缺的是金钱而多的是时间，而富人往往缺的是时间而多的是金钱。以穷人之“多”，去对比富人之“少”，再推导出一个似乎颇含哲理的结论，这就是《渔夫和富翁》这个故事之所以带有欺骗性的关键，当然这种欺骗性或许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不过，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资源稀缺性假设出发来看这个问题，就能将这个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了。
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经济学上，有一个资源稀缺性假设，也就是说相对于人们永无止境的欲望和需求，资源总是不够的。如果资源是足够的，那就不需要选择，也就不必考虑成本，经济学也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了。
这个世界，对任何人来说，最公平公正的莫过于时间了。“人人生而平等”，只能说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虽然，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0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念到“人人生而平等”时，大家都还会心潮澎湃，但古今中外，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只有上苍做到了这一点，上苍给每个人每天的时间不多也不少，都是二十四个小时，不多一分也不少一秒。
时间稀缺是每个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即便是一个亿万富翁，他在穷人眼中似乎可以拥有他想要拥有的一切，但他的时间依然是“稀缺”的，他可以得到在穷人眼中的一切，但他却没有时间去一一享受，这才有了“富人的富伤心”。而穷人在这一点上，可说是比富人强多了，他几乎可以好好地享受他拥有的一切，这就有了“穷人的穷欢乐”。就拿那首歌曲所唱的爱情来说，爱情岂有特别喜好穷人而厌恶富人的道理？
“富人的富伤心”和“穷人的穷欢乐”，从经济学角度再往深处去分析，其实还涉及到了一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入手，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地揭示“富人的富伤心”和“穷人的穷欢乐”背后的奥秘。
快乐是什么？或者说幸福是什么？萨缪尔森曾说过，“幸福＝效用／欲望”。这个数学模型虽然简单，却颇能解释生活中诸多现象。在经济学中，“效用”是指衡量消费者从一组商品和服务之中获得的幸福或者满足的度量。
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富翁或贪官拥有很多情人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然而人们吃惊地发现这些富翁或贪官随着情人的增多，不但没能得到更多的苟合之乐，甚或还要为这些情人间的争风吃醋而烦恼甚至或案发，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明情人所能给他带去的效用已经递减了。
经济学上，有一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和服务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或服务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级边际替代效用是递减的。
有一个形象生动的例子：当你极度口渴时，你非常想喝水，你喝第一杯水是最舒服的，随着口渴程度的缓解，你对下一杯水的渴望也就不断递减，当你喝到完全不渴时即是边际，如果再喝下去，你就会感到不舒服了，再继续喝下去，你就会越来越难受，即负效用出现了。
这就是说，在欲望既定的前提下，消费者对任何一件物品或服务的需要都会在某一点上停止。在这一点上，消费者的总效用最大，而边际效用为零。越过了这一点，就是负效用了。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在唐玄宗眼中，三千佳丽不及杨玉环一人，杨玉环给他带来的幸福（或者满足）是最大的，即杨玉环能够让唐玄宗得到最大的效用，对于唐玄宗来说，其他佳丽自然也就可有可无了。杨玉环有这么大的效用，这就难怪能够入围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了。
对于一直没有“吃饱肚子”的穷人来说，常常能从一碟花生米一壶老酒中感到十分幸福十分快乐。虽然，一碟花生米一壶老酒，在富翁眼中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对于穷人来说，这一碟花生米一壶老酒，恰恰是他眼下最需要的，他现在可就着花生米喝老酒，这就相当于口渴的人喝到了头一口水，他能不快乐吗？
富人们千万别小瞧了穷人的这种穷欢乐，那一小碟花生米和一小壶浊酒带给穷人的欢乐，可比那海参鲍鱼和茅台五粮液给富人带去的欢乐，是实实在在的多得多了。这不光能用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更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的事实。
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叫雪中送炭，一个叫锦上添花。了解了“富人的富伤心”和“穷人的穷欢乐”背后的奥秘，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得兼”，在“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中，两者只能选择其一，显然应该选择“雪中送炭”，因为同样的东西，给受赠者带去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穷人是不会仅仅满足于“一碟花生米一壶老酒”的，人的欲望和需求是复杂多样的，也是无穷无尽的，满足了一种低层次的需求，又会产生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需要。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可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当生产力不够发达时，人类主要时间和精力自然只能放在解决生理需求上，即争取吃饱穿暖上。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或天灾人祸的缘故，当吃饱穿暖也得不到完全解决时，社会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肯定是非常欠缺的，此时为了社会的稳定，或者说为了少数人的挥霍，从“幸福＝效用／欲望”中，我们知道只能是着力于降低大多数人的欲望了。古人还真聪明，虽然他们没学过萨缪尔森的这个模型，但他们的做法却一点也不笨，他们采取降低欲望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硬性规定的直接限制，如历朝历代的官员等级制度，着什么样的顶戴，住什么样的府弟，都有硬性的规定，如有官员一旦私自僭越，那可是轻则丢官、重则丢脑袋的大事。今天各级官员按照级别配备何种排量的汽车，其实也无非是古代官员准乘几人抬大轿的翻版。
另一种则是软性约束的道德教化，如儒家所倡导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道家所提倡的“柔弱不争”的圆融哲学等。软性的道德教化，有时甚至比硬性的直接限制还厉害，不是有人连好好的皇帝也不做而要出家去当和尚吗？这下可是把自己人也给忽悠了，当然，绝大多数的皇亲国戚是不会这样傻的，虽然他们通过种种方式教导他们的子民要或安贫乐道，或柔弱不争，或寄希望于来世等，但他们自己往往为争夺皇位或官位，是不惜以命相搏、手足相残的。
当然，古代统治者也并不一味地要求子民降低欲望到零的，他们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当遇到天灾人祸，如果子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那时没什么商业保险一类的概念，也没什么社保体系这样的东西，但这并不影响官府在危难时刻对灾民们开仓放粮进行赈灾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官本位”或部分或全部让位于“金本位”之后，“官员”无非是换成了“富人”，“子民”无非是换成了“穷人”，但道理还是一样的，就如同“官本位”不会允许“子民”僭越“官员”占有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金本位”也不会允许“穷人”僭越“富人”而享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生产力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相对于富人来说，穷人依然不可能占有很大比例的商品和服务，为保持心理的平衡，其惟一的出路，只能是继续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享受那种穷人的穷欢乐。
当然，欲望降低也得有个度。哀莫大于心死，人是为希望而活着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何惟独中国能够延续？关键之一，就在于即便在古代生产力低下产品稀缺状态下，历代统治者也依然成功地通过或硬性或软性约束的方式，既保证了产品总体上供需的平衡，又保证了“子民的穷开心”，而且还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确保了“子民”上升为“朝廷命官”渠道的畅通，所谓“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让穷人不至于绝望而能怀着希望而安逸地活下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完善，“官本位”正逐渐让位于“金本位”，如何在“金本位”条件下，确保“穷人的穷欢乐”和“穷人的希望”，就如同在“官本位”条件下，确保“子民的安逸”和“上升渠道”，这恐怕是当前和今后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