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在中央党校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连用了50次“加快”这个词，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可见问题的紧迫性。 财政政策两难―― 出路在转变增长方式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依靠投资、出口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会造成内部需求不足、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从而引发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以至于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最终由流动性泛滥变成流动性的极度短缺，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方和资本负债方不对应了。 政府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是财政政策，一是货币政策。用救济的方法去增加需求，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把已经消失的信用，用政府信用去代替，维持经济的运转。但这是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不能长期维持，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会重新创造爆发二次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它用了大量政府发出的货币去支撑市场，金融体系中又会积累起更多的虚拟财富。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这种两难的状况，去年货币增长了30%左右，物质财富的创造充其量也就是10%，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但是撤下来经济就会极速地往下走，因为盘子已经很大了；如果继续往上加，泡沫又会形成。面对两难的状况，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叫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中是靠哪些生产要素来支撑呢？过去我们主要是靠资本，还有自然资源，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支撑的，现在要转到靠就业、靠人力资本支撑。 在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的情况下，社会总收入主要是分配给了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首先是政府，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最主要的资本所有者还是政府；其次是富人，越富的人，他的消费倾向越低，大量的钱拿去投资了。所以靠这两种收入，我们消费是上不去的。我们的消费主要应该靠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就应该增加我们生产增长中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从而增加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转变方式难点―― 体制性障碍太多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资本论》中就说到靠资源投入这种增长叫做外延式或者粗放式的增长；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内涵式的增长，或者叫集约式的增长。苏联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一定是搞粗放的，改不过来的，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所以，1995年 《关于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里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增长方式，还有就是体制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但是执行状况不好，没有转过来。相反，到了21世纪初期，反而来了一次大规模投资来提高增长率的高潮。 因此，2006年 《十一五规划》对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途径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发展所谓现代先进制造业等。但是全国执行情况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如深圳、苏锡常很不错，深圳华为、中兴等企业走在了世界前列，苏南地区在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好，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性障碍太多，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亟待改善。
体制性的障碍，我归纳为四点：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如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第二点就是对于政绩，好像主要的标志就是GDP；第三点是财政体制，包括收入来源和支出；第四条是市场化的改革，上游产品、原材料的价格等不是由市场去配置，而是被行政扭曲了或者直接用行政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绩工程遍地开花。这个体制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