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2010年经济,已知的及可预期的



世界经济在经历了一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显然已经露出了复苏的强烈“曙光”。自2009年二、三季度开始,先是日本和欧元区,而后是美国,三个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相继摆脱负增长,显现出复苏的迹象。到第四季度复苏迹象进一步强化,且明显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较大幅度的短暂回调之后,呈强劲反弹势头。到2009年年底,增速已然恢复到近乎“超高速”的水平。虽然全年经济增速为8.7%,但四季度增速几近11%。乃至有分析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再次过热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经济也好,中国经济也好,下一步将向何处去?我以为,要对这种走势做出判断,首先须搞清楚决定走势的约束条件以及动因,而要搞清楚决定内外经济走势的约束与动因,须先理清三个方面的约束条件,分别为(1)已知的,(2)可以预期的,以及(3)不可预期的。

 项目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2010年经济,已知的及可预期的
2010年经济:初始点已知的

2010年国内外经济演进的条件,多半是由2009年经济已经发生的现实所促成的。回过头来看过去一年多时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经历,至少有三点是清楚的:

第一个是关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人们原先预期的要短暂些。2008年10月到09年初金融海啸袭来之初的几个月,无论是经济学“大碗”还是商界与政界的决策者们,对于未来经济的估计大多都很悲观。其中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衰退将持续数年时间。关于中国经济,也有不少经济研究者持极其悲观的看法,2008年末09年交接之际,财经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冬天”。然而现实进程表明,这一次大多数“财经大嘴”们又失算了。现在看来,无论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其复苏与反弹之快,都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其中主宰世界经济的“三大”“一金砖”经济体,多数负增长只持续了2-3个季度,少数甚至未曾沾边负增长。其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负增长,只是增速下滑而已!

现在回国头看,可以认为:2009年世界经济虽然谈不上“有惊无险”,但至少可用“惊大于险”来描述。至于中国经济,则多半可用“有惊无险”予以描述!

第二个是关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转危为安的因素。非常清楚的是,无论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走出衰退与低速增长的阴影,主要靠了一个因素,这便是各国政府及央行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同样回国头来看,面对气势空前的金融海啸,各国政府行动超乎寻常地一致,跟在美国后面实施了一致的刺激政策。粗略地估计一下,仅在2008年末到09年一季度短短的5个月时间之内,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宣布的救市“救产”计划财政,就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美、日、欧三大工业化经济实体政府财政预算就超过3万5千亿美元。在这同时,各国中央银行还实施了一致而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保持了低的不能再的超低利率,而且还不断通过公开市场活动注入货币。这方面也以美联储“打头阵”,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跟进。其中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活动额外注入的货币,就超过2万亿美金!而中国金融系统的信贷扩张,也创了历史纪录。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背景。现在回过头来看,2008年到09年末一年多时间中国政府实施刺激政策的环境,与美日欧等工业化经济明显不同。除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层次不同而外,最大的不同至少有二:一个表现在刺激型经济政策出台的背景上。在工业化三大经济实体那里,衰退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多半带有“中性”立场,既非宽松也非抽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策立场才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的情形则不同。中国政府大力度的刺激政策是在抑制经济过热的背景下实施的。说的形象些,政策变化有些“庐山会议”的风格,原本是“反左”的政策,突然变成了“反右”。另一个表现在刺激政策所作用的经济状态上。同样在多数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在三大经济实体,刺激政策作用的经济,是已经处在负增长状态的经济。但在中国,刺激政策出台之时,经济尚未收缩,只是增速回调,而回调原本就是此前政策所追求的。不仅如此,就实施刺激政策的力度与广度来看,中国要远大于任何西方国家。不仅借助财政货币政策,而且广泛地运用了行政手段,包括空前规模的政府投资。

中外政策的差异,若说得形象些,犹如两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一个病得较轻,医生给前者用了“猛药”或曰“狼药”,给后者用了更猛的药或曰“虎药”!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我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是,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所谓实施刺激政策的成本,用经济学家们的“行话”来说,“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2010年刺激性财政与货币政策难以为续,除了预算“软约束”国家而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将受到预算硬约束的限制,都须考虑干预成本问题,这当是大势所趋。

其二是,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在面对空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时,大国的刺激政策空前地保持了一致。但在世界经济由恶转好的形势下,大国的政策还能保持较好的协调性吗?无论如何,撤出势在必行,撤出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而各国在政策撤出方面的协调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2010年经济走势。

其三是,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年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既然我们的经济经历了一种“非沉疴下猛药”的处理,那么其撤出的负效应当更大。别的不说,单是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弄不好就可能引出新的振荡:一个是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处理。这些行业因政策“180度大转弯”而绝处逢生,在“保增长+保就业”的名堂下得到进一步扩张,下一步压缩势在必行;另一个是垄断行业的“涨价风”。过去一年多的政府大力度投资刺激,助长了垄断性行业的财势,同时也助长了非市场力量。二者合力形成了某种垄断抵消效率的“涨价机制”与动力。别的不说,单是铁路提速以及“高铁化”所引出的涨价因素,加上煤炭行业重组形成的能源短缺等等机制,都在强化着涨价动力。诸此,都可能加剧宏观政策撤出的难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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