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与深层原因，多数学者从经济或金融的层面进行了分析，也有不少学者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这些分析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不能停留于一般的结论。若把它放到“后现代”、“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层面分析，便可以发现，以“资本”为灵魂、为世界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无法跨过“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社会”问题之“坎”。 一、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可持续社会现代化遇到了难以跨越的“坎” 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广泛深刻，因为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金融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无法跨越社会现代化之“坎”。从社会现代化层面分析，危机出现在金融领域，但影响则是全社会、全世界――是全社会（银行、企业乃至个人资产）资产的缩水，全社会失业人口、贫困人口的增加，全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增加。 “社会性”金融危机暴发的原因可以综合为“五个过度”。一是“过度需求”。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人的需求看，当全球由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为主旋律的时代进入社会现代化阶段后，在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金融本位论”在取代“生产本位论”而成为金融机构、企业普遍追求的同时，全球都市公民都更加关注生存和生活的质量，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贷款（即使是“次贷”也无妨）实现自己的追求。二是“过度消费”，即由于美国居民个人消费的持续增长缺乏相应的收入水平支持，因而消费的进一步扩张是不可持续的。泡沫一旦破灭，“过度消费”导致美国家庭进入紧缩。三是“过度负债”。伴随着美国社会“透支消费”的不断增长，美国居民的个人储蓄也在不断下降。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无法继续透支的时候，危机就难以避免了。四是“过度创新”，即金融产品过度创新、过度虚拟而监控失效。美国放纵资本的贪欲，加上监控失效，导致了各种金融投机泡沫的无限膨胀。五是“过度”追捧，即对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过度”追捧而导致的恶果。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在社会现代化（后现代社会）时期，对公民的需求不进行恰当的引导，甚至倡导“透支消费”、“负债消费”等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影响，必然造成“过度负债”；同时，由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追捧，以至使“新自由主义”似乎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不仅成了激励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的润滑剂，而且成了一种放任金融产品自由创新而无需监控的土壤。这种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演变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乃至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制度安排一致的。可以说，金融危机的产生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难以跨越的“坎”，即难以解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贫困群体对现代生活方式（如买房、买车等）的需求问题；而资本主义又永远不可能解决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当年就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以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来破解其难以跨越的“坎”。 二、我国在可持续社会现代化中面临的挑战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最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面临的城乡、地区、贫富差距过大，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是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可持续社会现代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21世纪中国可持续社会现代化主要面临以下四大挑战。 第一，资源环境的约束给可持续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土地面积的2/3以上是山地和沙漠，可用于人类居住和发展的有效土地十分贫乏。在水资源方面，目前在中国661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400个左右，日缺水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00亿元。而在能源方面，专家预测，2020年中国能源总需求均值约29亿吨标准煤，是2000年的2.2倍；石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将由现在的33%上升到60%以上。 第二，城市化进程中，发展规划缺失给可持续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中规划缺失。一是重都市物质形态规划（即重都市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轻都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规划研究，以至我国都市建设中的政绩工程等短期行为一直难以避免。二是重城市地面上的建筑设施规划布局，轻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规划，一到下大暴雨，几乎所有城市都会发生道路、街巷被水淹现象，这与巴黎等大城市的地下设施建设不可比。三是重各类项目建设，轻城市整体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因此，即使有的城市在做发展规划（如文化发展规划），最后形成的还是在哪里造剧场、艺术中心，在哪里建城市标志性建筑等，而缺少对该城市30年、50年以至100年以后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结果，造完后，过些年就拆、就炸，造成极大浪费。 第三，社会公共空间的缺失给可持续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公共空间是人们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和活动的共享空间。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中，公共空间的缺失不仅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失地、失业、失居现象，更突出地表现为城市扩展过程中，困难群体难以享受教育、就医等方面的优质公共资源。如随着大型人工绿地景观不断涌现，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也为普通市民提供了日益增多的休闲场所，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在方便地使用它们。但是临近这些城市公共资源的，往往是强势群体的高档住区。也就是说，高收入阶层正逐步占据沿江沿河地带、近远郊森林附近、城市中心大型绿地周围等环境景观资源优越的区域，与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相对应，城市的空间资源也被等级化。 第四，难以破解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可持续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可持续社会现代化，集中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城市化、现代化。在中国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难题是，如何通过“可持续城市化”、“城市可持续现代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全面小康。破解的路径、方式或模式是多样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解构的根本标志是城乡“文明差异”的缩小，是城乡老百姓享受吃、穿、住、行、就学、就医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差异的缩小，是城乡百姓文明素质差异的缩小。 三、科学发展是实现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根本 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走向科学发展、实现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破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1．必须扬弃经济增长的逻辑矛盾 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已基本上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共识，但是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决策者，都愿意选择“增长”、乐于谋取“增长”、留下“增长”的痕迹。然而，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递进，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利益与资源重新组合、分配的过程，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享受增长成果，能否让大多数人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重组的过程，经济发展不可能像人们期望或能直观感受到的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与人的期望、感受始终是有矛盾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了，但它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两极分化、动荡不安，困难群体被置于一边。突破“经济增长”逻辑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否科学认知“增长”与“发展”，能否科学决策，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2．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 走向科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自然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发展理念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在中国一些地方的发展中，一度表现为“以GDP为本”。一些地区的高速发展是一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甚至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粗放型、掠夺式发展。这种“发展”偏离了科学的轨道，仍是以高昂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和群众利益代价换取的。“美丽”的经济指标背后，生态被毁、资源枯竭、群众怨气积累；权力与资本结合，少数人群一夜暴富，却要让社会甚至子孙后代付出成本，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 3．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 从当前来看，走向科学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度下滑。从中长期看，我们更需要通过扩内需、调结构有步骤地变革传统的发展方式。一是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正确处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重点扩大社会投资；二是调节城乡结构，应当更加注重农村经济发展，确保粮食供给充裕和价格稳定，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避免过大收入分配差距；三是要制订20年的发展方式转型计划。 4．避免依附型发展 从国家发展层面看，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要避免依附型发展。在冷战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一大批南美国家及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省等，走的是依附美国（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安全保护）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所谓的“依附型发展”。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行出口导向的大国发展模式，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防止依附型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如一直在全世界高喊“金融自由化”的美国，实际上对外资进入控制相当严格，尤其对我国金融进入该国控制得格外严格，不仅不允许我国投资入股其国内的银行，而且长期不允许我国的银行在美国建立分支机构。美国的做法从反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 5．要走出城市发展的“误区” 从城市发展层面看，到2010年，全世界将有50%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我国城市发展方式存在以下三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只重视城市经济增长，不重视耕地保护。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经济增长对土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加上政绩冲动与相互攀比，大拆大建、大规划、大广场、大草坪等对耕地资源的浪费，导致大量农用地被征占。据有关方面统计，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那么，如果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计算，未来30年将需要占用耕地5450万亩，至少将暂时性地造成8000万农民失业。显然，在城市空间规模急剧扩展的同时，会带来利益的严重失衡、贫富的分化。 第二个误区是把城市改造、城市规模扩大当作城市发展。城市发展与城市的改造、规模扩大密切相关，但是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的城市成片改造，必然造成城市特色危机。为突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不少城市的设计师过分关注单个建筑，往往将自己的作品打扮得五颜六色，却不考虑和周边景观色彩的协调性，很多城市逐渐被涂抹成了难看的“大花脸”。一些城市的步行空间被汽车统治，道路足够宽，但人行道却很窄。 第三个误区是把提升城市竞争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本质。城市的本质是文明、和谐，是让生活更美好。但是近年来，很多城市在发展中热衷于比拼“经济总量”，扩张“城市规模”，提升“城市现代化速度”（诸如“率先现代化”），开展“最具竞争力城市”、“百强县”等城市排名、城市竞赛，形成了一股“惟城市竞争力”的思潮与倾向。我们并不否认城市发展本身内蕴着“竞争力”。但片面地强调“城市竞争力”，就会忽视城市发展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城市发展中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造成一些城市出现历史文脉的断裂、社会空间的缺失和生态的赤字（土地资源缺失和流失、空气和水的污染等等）。 值得重视的是，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刚闭幕不久，温家宝总理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签署了关于建设生态城市的框架协议。两国政府确定，要共同努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蓬勃、社会和谐”的生态城市，实现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人与环境和谐共存，能复制、能实行、能推广。生态城市的建设充分体现了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城市走出发展误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 6．采取积极社会政策，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的相互强化 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防范危机的反向传导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反向传导最主要的是两个环节，一个是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的反向传导，另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加重。因此，化解压力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动态，防止经济压力和社会问题的相互强化。短期内，应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构筑社会安全网作为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双向传导的大战略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