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许多组织里，我们不可否认质量是立法的，具有某种建立法规、制定标准的职能。于是大家认为，是否严格按照这套标准、这套法规去做，是判定是否有质量的标志。所以，才有前边的把质量当作“警察”，当作制订法律的“法官”来对待的原因了。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一不小心都变成了“两张皮”。正是这种半梦半醒的“两张皮”现象，长期以来使得大家失去了是非感，失去了廉耻心，更没有荣辱感了。它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道德上的腐败，甚至一种沦丧。也许吧，也许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资本的力量使得人们对基本的价值判断、基本的是非观，基本的道德感产生了一种迷惑或者缺失。然而，质量本身的一种含义，不就是也要用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或是非抉择才能让它产生吗，才能让人们自动自发地为此去追求吗？所以，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造成我们目前没有质量的原因，或者说用前面我们谈到的“囚徒实验”来说，造成“天使”不能生存的环境的原因在哪儿呢？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曾经受到许多人推崇的著名的《商鞅变法》的故事，看看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我们都知道，当年，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专门在秦国国都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万钱重金奖赏，让人们把它扛到北门。因为当时秦国的民风是比较古朴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于是，商鞅下令把奖金提高到五十万钱。重赏之下，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把木头从南门抬到了北门，商鞅也当场兑现了承诺。这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也为商鞅确立了他的“信誉”。不过，这种“立信”也为秦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它会助长一种风气，传达一种价值取向——任何事情不管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只要你去服从，你就会获得重赏。这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大问题，它会使得一种淳厚的民风和颇具仁义古风的国度，在无形中会蜕变成“与戎狄同俗”并具有“虎狼之心”的国度，滋生出一种适合魔鬼生存的土壤，一种鼓励魔鬼生长的“贵诈力而贱仁义”的环境。这一切，据司马迁在《史记8226;商君列传》中的记载，都是出现在商鞅变法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商鞅为了变法成功，为了法令的实施开始使用了超严格的严刑峻法。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谨小慎微，不要触犯任何的禁令。甚至于他还有过这样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也就是说，在一个人还没有实施犯罪的时候，只要他具有这种主观的可能性，主观的意图就要对他行刑，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所谓的大的罪恶。同时，一定要奖励那些敢于告发他人、勇于检举揭发别人、哪怕是对各种的可能性做捕风捉影式的推断的人们。另外，他还设计了一些非常具有“激励”效果的“上首功”制度和“什伍连坐”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这么一来，表面来讲，大家是更加的遵纪守法，更加的勇猛好战了，但实际上，带来的就是诬告之风、怀疑之风以及残忍冷酷之气，鼓励的是那些无耻小人之辈和胆大妄为之徒。于是，商鞅变法之后，好的一面是秦国国富兵勇，将成霸业；但坏的一面则是“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些令司马迁都写不下去了，不得不跳出来点评一下，吐一口憋闷已久的悲愤之气！我们再来看看商鞅设计的奖惩制度：为了使大家严格遵守法律，为了避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不仅实施了严酷的法律，而且对太子和太子的师傅们也实行了砍脚、刻字、挖鼻等酷刑。他这种刻薄少恩的品行，使得大家都处在一种恐惧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又使人们的贪婪之心膨胀，我们前面说了，对于任何人只要按照法令去做，甚至于敢于去告发别人，他都会施与重赏的。还有一条，当年秦国的军队为什么会如此的所向披靡又如此的凶残暴戾，原因就在于商鞅设计的一个机制——任何兵士只要能够杀敌立功，而且斩获的敌人首级越多，所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而且还可以根据爵位获得耕地和力役；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级别之后，还可以赐予庄园以及一定数量的仆役，甚至可以“赐邑”和“赐税”；任何军官也都可以按照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的数量升官加爵。甚至导致了秦国的军队打了胜战，兵士们连虏获的老弱病残和妇女的头也砍了前去领功。这种机制，就是“上首功”制度。|www.aihuau.com|54让我们来看吧，当你抱持着一种摇摆不定的价值观念，怀揣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并忽视基本的诚信与道德，就必定会使得世风日下、民风败坏，把整个组织的文化全都搞乱了。这就好比你整个法律的实施靠的是一种酷刑，靠的是一种严格的考核，靠的是一种完全功利的奖励，于是，人们正是出于遵守法制，出于眼前的贪欲和恐惧，所以就会使得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组织变得“免而无耻”、寡情薄爱，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就质量文化变革而言，这实际上也将成于制度、毁于制度。司马迁曾经说过：“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就是说，任何法令都是用来保护制度实施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坏其实并不在于法令。这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仅仅是以法令为标准，以标准为标准，以技术为标准来设定我们整个的一个质量管理的制度，再加以考核、评估和奖惩来保证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为了制度而制度，把本末倒置了。
换句话说，我们仅仅是为了贯彻和实施某种质量体系的标准，仅仅或者错误地想通过这些体系和标准来获得质量，却不知道质量为何意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只是在维持一种单方面地配合了某种抽象的要求，并不得不以考核，甚至于罚款来维系的制度。这在本质上与商鞅之流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其实我们的孔圣人早就对此有过经典的阐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对于这两种制度控制的方式，他是批判前者而赞赏后者的；前者虽然见效快，但由于靠的是权力和处罚，很容易使人们发挥贪婪和惧怕的功能，演变成表里不一、言行二分的“两张皮”状况，并形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从而使得“八荣八耻”无从落实、扎根。反观后者，建立制度的精神就在于“德”，所谓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制度、习性和道德规范的建设一定要合乎“礼”，要能够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有耻且格”，并由衷向善，所谓“克己复礼”。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制度，许多人却对我说：杨老师，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吧，难道这两者之间不能兼容吗？这反倒让我发现自己也正在沿袭着黑白分明的“斗争哲学”。是啊，如果从质量管理的成熟度模式去思考，你会发现，孔子所倡导的“政”、“刑”、“德”、“礼”实际是一个完整的、相生相克的解决方案。而现实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向我们昭示，我们的圣人实际上是设好了一个局让你钻的，你不把那些只言片语串起来并融会贯通，是无法揭示他老人家隐藏着的那个大问题的，那就是，我们整个国家也好，组织也好，你的使命、愿景和所倡导的基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才是核心。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实现这些东西的。否则，将会像商鞅变法这样，把在其他六国都实行过的政令用于秦国，并根据这些要求而变更秦国的制度，以最终达到消灭六国的目的。毫无疑问，秦国能够迅速崛起也正是得益于商鞅的这种“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做法。但也因此使得整个秦国原来淳厚质朴的民风蜕变成了一种寡廉鲜耻的风气。所以，秦孝公去世不久，商鞅便被施以车裂之刑，其家族也被满门抄斩。这实际上也是历史对商鞅刻薄少恩、极端功利主义的做出的回应吧！任何事，失去了“道”，而执着于“术”，都难免会让“商鞅变法”式的结局重演。就质量工作而言，不难发现，许多组织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商鞅的种种做法，而且还颇有得意之笔，因为短期内马上产生了效果，却没有思考长期该怎么做。质量管理，毕竟是人的问题，而非技术活动，是每个人的日常工作而非个别人的应景之作，它是一种言行一致的习惯，诚信负责的态度和“第一次就做对”的生活方式。显然，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