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人》计算得出，中国62%的人口达到“中产”，美国是45％，俄罗斯只有15%
中国的中产阶层被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国内外企业以及政府都期待能挖掘他们巨大的消费能力。似乎“中产”给人一种刻板的印象：具有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白领。那么，到底何为“中产”？
2013年初秋笔者在波兰采访的时候，曾经受到华沙科尔泽尼沃夫夫妇的热情接待。男女主人都是30岁出头。男主人是IT从业人员，女主人是歌剧院歌手。两人的英语说得很一般，但是都会说流利的德语，这是他们中学外语教育带来的结果。科尔泽尼沃夫在维斯瓦河东岸一处地段不错的小区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公寓。男主人自己有一辆德国产的小汽车。家里养着一条大狗。他们每年都可以到中南欧或者德国去旅行一趟，生活稳定而且舒适。唯一让男主人担心的是他的房贷要还35年——刚好在自己退休的那一年还完。这一幕很符合我们想象当中关于中产阶级的硬件标准：有车有房，每年至少出国度假一次，因为房贷压力希望保持工作的稳定，习惯于生活现状等等。
一年以前，我在缅甸仰光采访的时候遇上了钦敦。他是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当过记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未婚。钦敦已经有35岁，在仰光有一套6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没有房贷。上班基本依靠公交。他喜欢用手机上网，在社交网络上跟人聊天，甚至拥有一个QQ号码——这是他在香港攻读硕士的时候申请的。出于隐私考虑，我并没有打听他的收入情况。但是钦敦的收入显然不能与华沙的科尔泽尼沃夫相比。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相差无几。他们精力充沛、活跃，有自己的思想，都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因而被视为“中产”。
中产的指标各不相同
“中产”是一个意思含混的词语。在世界各国因为资源的分布不均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处的“中产”情况不一，至今未有一个标准的中产定义。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产的硬件也差异甚大。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美国纽约的中产未必会是有车一族。这是因为前者的汽车购置税费太高，自行车使用普遍而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后者则是因为公交系统的发达和交通堵塞的情况过于严重使得汽车基本不在日常生活的应用范畴之内。同为发达国家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个家庭以同时拥有一部家庭用车和一部工作用车为中产标志之一。但是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这座没有任何公交系统的城市里拥有一部自己的摩托车便意味着“中产”。中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当中有着并不一致的解读，尤其是在硬件和指标上面。印度声称本国“中产”每户年均收入在700美元以上，但是在美国，一个拿着最低工资的打工者半个多月就可以挣到这笔钱。
随着冷战后全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世界“中产”的人数在增长。按照英国《经济学人》在2009年的说法，现在的70亿人口当中约有一半是“中产”。《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个中产标准，即一个家庭用于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开支应该占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按照它的计算，中国的“中产”已经达到了本国人口的62%。而美国的“中产”只有本国人口的45%。最可怜的大国是俄罗斯。他们的“中产”人数只有大约15%。这种有趣的计算方式是否正确，看来还有待商榷。不过中、美、俄三国的社会稳定程度似乎也可以成为这组数据的注脚。
有趣的是，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和预测，当年达到世行“中产”标准的人群（个人年收入在4000到1.7万美元）占全球人口的7.6%。即便到2030年，全世界符合世行“中产”标准的人口也不过16%。200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了本国中产家庭的年收入应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将这三组数据的差异置于一边不谈，即便是中国标准，其上限和下限相差4倍之多也表明了人们在认识“中产”问题上的差异。
中产应该拥有资产
1913年，英国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现代“中产阶级”的概念。之后对于这个词语的解读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上层阶级和工薪阶层而言的。有些人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有中产，但不该有中产阶级。有些人认为中产阶级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但是绝大多数都认同“中产”应该有的几个特点：首先，中产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其次，中产代表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最后，中产应该拥有一定的资产，无论是因为受到良好教育而拥有的文化资产，还是在生活工作当中积累的基本资产（如不动产等）。换言之，“中产”的大量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与和谐的重要表现。它在最大限度上符合了中国古代流传的“仓廪足而知礼节”的思维。在选举制民主发达的西方国家，“中产”是大多数党派最重要的票源。
这就是说，“中产”这一概念，其社会性要大于其物质性。在世界范围来看它并不是一致的，但是在各个国家当中，它必然会存在，并且被认定为维护一个社会延续的基础。执政者只有大力发展中产阶层，才能拓宽自己的执政基础，否则将会面临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动荡。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于培育中产、带动经济起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出中国城镇人口收入和农村人口纯收入年均增长7%的这个具体指标，其目的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群体，以推动中国“中产”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中产”的增长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赖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收入增长固然是形成中产的方式之一，但是如果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文化和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没有跟上，例如教育水平、文化产品的提供仍然落后，那么中产仍旧可能是瘸腿的中产，极易趋向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