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梦阳撰写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共六册，是迄今比较完整的鲁迅学通史专著。书中开宗明义指出：“一个文化巨人，身材瘦小，疾病缠身，仅生存了半个多世纪，著作不算浩繁，也没有长篇巨制，却能在生前就以雷霆般的精神力量震撼中国精神文化界；身后更以其精神之力撼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文化群体都要对他作出反应，所有历史阶段的思想论争、精神碰撞都要迸发出他的火光，有的崇拜，有的赞颂，有的利用，有的扭曲，有的攻击，有的讥讽，有的谩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所遭遇的精神反弹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的存在和对他的反响，构成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形成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几十年来，关于鲁迅的传记和研究文章比鲁迅本人的著作不知多出多少倍。鲁迅形象在文化史上，也不断地出现了变化。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是王士菁在1948年出版的《鲁迅传》。张梦阳认为“王著把鲁迅前期小说的创作宗旨概括为‘批判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针对着这一个在数千年专制制度养成的，落后的蒙昧的自甘做奴隶的奴性，予以清醒的揭露，沉重的鞭策，严厉的批判’。这一论断是非常中肯的，后来的鲁迅小说研究者包括作者自己，对鲁迅小说思想价值的认识反而比这时倒退了。”1949年以后，鲁迅受到政府的推崇。张梦阳指出：“鲁迅研究受到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钳制和扭曲，在发展中不断遭遇挫折。”在论及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时，张梦阳认为：“虽然对鲁迅在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与瞿秋白的关系等重要史实，有较前丰富新鲜的记述，但是在当时时代环境影响和政治干扰之下，出现了异常明显的‘左’的偏颇。”“当然，这种错误的出现，不能仅仅责怪作者，而应该归咎于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据说那时写作这本书时，是出版社编辑部与许广平一起座谈讨论纲要，然后由许广平执笔，再由编辑部层层把关，反复修改而成的，因而不能将责任推到作者一人头上。然而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政治干扰实在是鲁迅研究的一大危害，鲁迅研究与当时所处的精神文化背景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文革”当中，几乎所有文化人都被踩倒在地，唯独鲁迅被推上“神坛”。“文革”结束之后，林非、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在1981年出版。本着“素朴而又高峻”的特色，第一次对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如实评述，不单单写出了鲁迅一方的痛苦，也刻画出了朱安内心深处的难言苦衷。汪晖1991年8月正式出版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一书，张梦阳认为：“汪晖的意义又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而是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锋的锐气和科学的方法冲决旧有的思维模式的一大动作！”该书多次再版，最近王彬彬的质疑文章指出其存在多处抄袭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其意义的确“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www.aihuau.com|211993年，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出版，用散文语言叙述鲁迅的一生、“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王晓明在序中说：“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读懂鲁迅了吧。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张梦阳认为：“在人们对众多一般化、公式化的鲁迅传记感到厌倦的时候，王著却反弹琵琶，弹出了新调门，道出了新感受，说出了新话语，品出了新味道，从而也开出了新生面，怎么能不受人欢迎呢？”1994年，孙郁选编《被亵渎的鲁迅》，在序言指出：“不可讳言，鲁迅与众多敌人论战中，有时确实是带有偏激的因素在里面，例如对顾颉刚、胡适、梁实秋等人的讽刺，就有偏执的一面。深刻中的失当，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生是个真性情的人。”该书出版后，开创了从对立面理解鲁迅的风气之先。此后出现了陈漱渝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李富根、刘洪主编的《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房向东著《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等。
《收获》2000年第2期新开辟“走近鲁迅”的专栏，其中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认为：“鲁迅对伪君子假道学种种愚昧麻木中国人的劣根性骂得都对，若说还有遗珠之憾，就是把自己拉下了。” “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文章马上引起各方热烈的反弹。2008年，吴中杰出版了近五十万字的《鲁迅传》一书，是近期较为详尽的鲁迅传记。吴中杰说，各人所写的鲁迅传记的不同处，那是很自然的。“时代不同，见解不同，学养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我最佩服鲁迅的是两点：一是独立精神，绝不盲从权力和流行观念；二是对中国问题看得深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穿透力，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我的《鲁迅传》较多地从这两方面着力。但我认为，无论侧重点在何处，传记写作，当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我的《鲁迅传》是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鲁迅来。”在后记中，吴中杰认为：“鲁迅也是凡人，自有他的个人缺点，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鲁迅是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自己的写作职责的，这一点曾经获得许多关心社会前途者的共鸣，但在社会思潮转变以后，人们在躲避崇高，追求平庸中，也就与鲁迅格格不入了。” 本文参考了张梦阳著《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吴中杰著《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