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18日，2009胡润女富豪榜发布，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家族)以330亿元的财富排名第一，重登女富豪榜首。
在这一年的中国内地富豪全榜单上，张茵位居第二，首富是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
从2003年张茵第一次登上胡润百富榜，她的财富便开始了“蹦极”之旅——2003年以25亿元排在第17位；2006年以270亿元成为中国女首富，名噪一时；2007年以770亿元成为当年的“榜眼”；2008年不足70亿元，排名在50名之后；而一年后的现在，她的财富急剧回升，再一次名列前茅。
至今张茵登上富豪榜整7年。“7年之痒”中几处细节颇值得玩味。她的“蹦极史”，也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企业和一类富豪群体沉浮的写照。
初次上榜忐忑不安
胡润常说，他制榜10年，感受最深的是在东北、北京、武汉、福建和东莞等地调研富豪资产状况时难度极大。
而张茵是东北人在东莞。
张茵第一次进入富豪榜是2003年。那一年的10月初，胡润制好百富榜后，分别给榜上富豪发传真，以求“核实”相关信息。张茵在10月3日收到了传真，她的丈夫兼副手刘名中、助手菲利普同时也收到了胡润发来的邮件，邮件中称张茵家族的财富为25亿元。
张茵看到传真后第一反应是惴惴不安。东莞的特质之一是“藏富”，如此这般把自己的身家公布于众，她担心“枪打出头鸟”的中国寓言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想打消胡润打自己主意的念头。
10月4日，刘名中就给胡润回了邮件(中文)，邮件写得甚为含蓄、有趣：“贵公司关于中国大陆百富榜的传真收悉，非常感谢。经研究，有关贵公司要求敝公司给予答复的内容，我公司不考虑出版。谢谢！”
胡润并没有理会刘名中的邮件。张茵心里更加忐忑，敦促丈夫再发一遍。10月6日深夜，菲利普给胡润的邮件中写道(英文)：“再次提醒，我们不同意贵公司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否则后果自负。”
16分钟之后，刘名中又发给胡润一封邮件(英文)，称：“我们是一家私人公司，请尊重我们的隐私。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擅自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和数据，那只好对簿公堂了。”显然，在这个回合中，张茵的口吻严肃了好多，甚至有了“威胁”的味道。
这些后来收入《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的关于张茵上榜始末的细节，正是中国富豪财富观的一个缩影——他们大都不愿抛头露面，被人关注。早在2000年，胡润就曾接到过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发来的律师函，两年后当一份关于中国富豪的“漏税报告”在坊间广为流传时，企业界更曾一度风声鹤唳，而胡润在这一年制榜也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有人上门恐吓，有人劝他“暂停”。
胡润最后“辜负”了张茵。10月15日，2003胡润百富榜发布，张茵以25亿元的财富排在第17位。
张茵当然最终并没有采取所谓的行动。一方面是她原来就只想“吓唬”一下胡润，可后者对此类事件已屡见不鲜，甚至有些麻木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太过留意排在不前不后位置、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张茵。比张茵小14岁的IT达人、新晋中国首富丁磊彼时成了全民偶像——这得益于网易的股价在过去20个月的时间里暴涨了近70倍。
首富不是用来仰视的
人们对“首富”的偏好简直是一种天性。当2006年张茵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时，人们开始急切地通过搜索引擎来查找这位东北女人的身世，这一年，她49岁，就要站在“知天命”的门槛上了。
与丁磊类似的是，张茵成为2006年中国首富与资本市场的“放大器”功能不无干系。玖龙纸业获得了577倍的超额认购，于2006年3月在香港成功上市。香港企业界如李兆基、郑裕彤等人无不前来捧场。半年后，即这一年胡润百富榜发布前夕，玖龙股价较发行价上涨3倍。
而众网友对搜索到的张茵的资料亦开始大吃一惊，原来她早已蜚声美国。
早在10年前的1996年，张茵拥有的美国中南公司在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就位列第四，也正是1996年，由于中国内地的高档包装纸供不应求，高级牛卡纸更是稀缺，张茵顺势而为，在东莞建立玖龙纸业公司，从中南公司进口废纸，然后生产高档牛卡纸。在她戴上“中国首富”这项帽子前一年的2002年，张茵掌舵的美国中南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
“女首富”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英国《卫报》相关报道的标题是：“感谢毛泽东，张茵成了亿万富翁——革命领导改变了女性的生活，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茵丈夫刘名中精通葡文，他甚至在巴西媒体上看到了葡文版的“女首富”报道。而张茵彼时正好完成公司在欧洲的半年报路演，回到洛杉矶，“一进公司，各种各样带照片的报纸铺天盖地都落到我的桌子上，CNN、BBC都在播，我没想到反应会这么大。”她说。
“一中一美”是玖龙独特的商业模式——中国有玖龙纸业，美国有她的中南公司。事后看来，1990年张茵从香港(她的最初创业地)挥师美国，是日后对其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美国是全球消费力旺盛的地区，废纸制造能力不言而喻，关键是纤维含量较高，可再生利用价值较高，这等于节约了成本。
直接以“女首富”的姿态被认知的张茵，一边被仰视着，一边为不少纸业同行特别是中小纸企所感叹：“她多幸运啊。”
“幸运”可以成为成功者的谦词，却不宜成为落后者揶揄成功者的藉口。这也不难理解，两年后当新的一轮经济危机来袭时，玖龙又一次见机行事——移师国内，而当初的感叹者始终是一筹莫展、一声叹息。
2006年被称为“银行上市年”。与大型国企纷纷登陆资本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企的生存和成长空间被挤压。一年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2007年A股市场共有125只新股上市，其中沪市25家大公司募资4000亿元，深市中小板100家中小企业募资仅为390亿元，不足沪市的1/10。“国进民退”这一词汇开始流行。
聪明者从张茵身上得到的启发是，与其等首富成为板上钉钉时拿来仰视，不如在他(她)还是个首富坯子的时候，去挖掘、学习甚至模仿其商业模式。
“V”型路线中的收获
2007年是财富泡沫剧增的年份，这似乎正是危机将要到来的前兆，不过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玖龙的股价在2007年最高峰时摸高到了近27港元。
一年后的2008年10月，全球金融海啸酣畅的发作期，玖龙最低跌到了0.7港元。与一年前的最高位相比，缩水幅度达97%，或者说玖龙的股票被打0.3折“大甩卖”！
2008年无疑是张茵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年。股价急剧缩水引发信任危机甚至年终“玖龙破产”消息流传，“两会”期间她的引发争议的言论，“血汗工厂”风波，以及父亲的去世等等，无不令其身心疲惫。她的一些作法也一度为人所诟病。
使其成为众矢之的，是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在提案中的3点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进口选择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在媒体的传播效应下，“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都扣到了张茵的头上。
《福布斯》杂志网站很快刊登了这一消息，题为“中国首富要求所得税减额”。文章称，在中国，有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题总能引发讨论，中国女首富张茵提出了“减税”这一敏感建议。换句话说，“张茵”更像一个代号，向张茵拍过来的“砖头”更像是砸向整个富人群体。
事件刚刚平息不久，2008年4月中旬，香港又出现情况——香港民间团体发布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上，5家企业榜上有名，玖龙纸业赫然在列。舆论再度哗然。张茵大怒，称香港这一民间组织是“无良组织”，随后请广东省总工会介入调查，5月初公布的调查结论是：玖龙并非“血汗工厂”，工厂伙食、住宿条件尚佳。这一举措令外面更为嘲讽。
2009年10月，玖龙股价回升至超过10港元，与一年前的最低点相比，涨幅近15倍。实现这一大反转的正是她在危机中的自我变革。实际上，当2008年年中她被群起攻击时，同时在做的是不断增持自家股票以提振股价颓势。后来虽然发现此举并不怎么奏效，但却逼迫她作出了将外销与内销的“八二开”对调为“二八开”的决定。这是一项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决策，可是在合适的时间段里作出合适的决策，并非一件易事。
张茵的及时拯救了玖龙，这使得玖龙的下半财年(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盈利超过13亿元，比上半财年(2008年7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3亿元增长了3倍多，这是玖龙股价回升的主要推力。
如今的张茵显然成熟了许多。不再有2003年初上榜时的惊慌，不再有风波缠身时试图“拉拢记者”的愚蠢行为；大风大浪之后，她的大儿子刘晋嵩于2009年8月也如期成为玖龙的执行董事，玖龙在天津和重庆的巨型项目也陆续开工，可谓否极泰来。
首富桂冠和丑闻缠身是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张茵遭遇的，似乎是中国明星富豪必须遭遇的考验。只是有人在考验中被发现个人或企业存有更严重的问题，甚至面临“落马”的可能，而有人则因祸得福，在压抑中洗去了此前的偏执和狂狷，由青涩走向成熟。这是张茵“蹦极”的最大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