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中国发生的很多大事都以信息为主题，从中国政府组建民间智库，到力拓工业间谍案沸沸扬扬。如果你想知道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搞情报，政府的决策为何在有大量信息的基础上依然出错，有一个人会有比较靠谱的答案；同样，若要在中国历数“口无遮拦”的思想者，这个人可算是其中一位。
他就是安邦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陈功，如今已届知天命之年，却仍然保有了一副热血青年的做派——他指名道姓，说现在的国家统计局，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届；他还评价，当下中国是“肥猪外交”，看着挺肥，个头挺大，但毕竟是头猪，实际上得任人宰割……
虽然有如此的“激扬文字”，但并没有妨碍陈功及其麾下的安邦集团在信息分析领域的专业表现——在企业家眼中，陈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涉外企业兑换外汇可以问他，银行如何控制信贷风险，也可以来问他。据说，粤海集团出事前夕，一家企业老总从陈功的建议中得到启发，星夜兼程赶到广州，从粤海取回自己的2亿……
而迄今为止，安邦已经为数千家国内外企业和政府客户提供专业咨询，陈功因此和形形色色的政商人物打过交道，游走过30多个国家。摄入他眼中的，是最真实的商业社会，拿中国和世界做比较，这样的一些“牢骚”显然难免。
不过，陈功还是一个有情趣的人，穿过位于SOHO尚都高层一道插满各国国旗的回廊，你可以看到他办公室内张贴的游历各国的摄影作品：从新西兰皇后镇到挪威海边，陈功把300多个城市的风光带回中国。
陈功以成为一个“游学者”而骄傲，谈到游走世界，他全身上下都透着兴奋：从孔子、伊藤博文到邓小平，细数这些古今中外的游学者，其实也是描绘陈功自己——一个世界性的中国人。
情报观
历史告诉人们，主帅的性格强弱，决定了一个团队的战斗力。万科有王石，华为有任正非，联想有柳传志，大公司的故事，可以浓缩成商业领袖的故事。
经过多年发展，安邦已成为中国最富声望的独立信息研究机构，当年陈功带着3个人、几千块创业本金，逐步累积起安邦集团。但陈功说，公司被他办得越来越像NGO，这和他的人生观相契合。
《投资家》：当年为何跳出国有企业，进入这个前景不明的咨询业，最早的安邦是什么样子的呢？
陈功：世上总有些人是为理想活着的，我就是这样一位。上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的概念刚刚传入中国，当时我对信息社会一知半解，但是心里已经为此沸腾，觉得信息是一个伟大的行业，于是跳进去了。现在发现，信息社会是一块大蛋糕，我们的行业对形成蛋糕有帮助，而不是真正切蛋糕的人。
1993年还没有网络，我们信息检索相对原始，主要依靠报刊杂志，产品也主要是《每日经济》，3个人说的是信息咨询，做的是体力劳动，从大量的资料中摘录分析，但是始终没有客户。当公司只剩下一个月的房租钱，准备月底散伙的时候，一个香港的房地产老板找上门，购买了我们的定型产品，这就像一口井终于打出水，接下来的业务开始持续出现。
《投资家》：你说过，搞经营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才是分胜负的时刻。现在的年轻人创业，也能像你们那么幸运吗？
陈功：商业社会越成熟，市场就越专业，留下的创业机会就少了。现在几乎是年轻人最后的一轮良机。很多人问过我，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的回答都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任何商业活动都是有竞争的，赛跑中跑得快，自然好，但是跑得慢，坚持的时间却很长，照样可能获得成功。这个时候的成功，依靠的是竞争对手的放弃。
《投资家》：中国的财经界从来不缺少黑色镜头，2009年，中国首富黄光裕被调查、力拓曝出间谍门，如果把企业比做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健全人格的企业？
陈功：安邦在1993年成立，十多年来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前仆后继，他们的创业史令人心酸。那些从天上跌进炼狱的人物，多数迷恋关系网，以为凭金钱就打下了未来的基础，而不懂得去驾驭信息，去判断趋势。在我的客户中，只有一些台资企业真正做到“信息为王”。
他们比大陆企业讲究门户和等级，即使吃饭也要严格排座次，而信息部门，一般坐在董事长旁边，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部门。台资企业的市场部都有两项任务，卖产品和收集信息50%比50%，你可以销售做得不理想，但一定要带回行业的信息。我们看到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节节败退，但是富士康、冠捷电子，这些台资企业在大陆风生水起。
有人把台资企业的成功归结为海峡文化相通，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无论美国和日本，都不缺中国通，澳大利亚公司力拓在中国的高管，本身就是中国人。了解中国只是一个前提，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和台资企业一样，对竞争对手和市场情报足够重视，提前看到企业的漏洞。
《投资家》：力拓好像比台资企业更重视情报，力拓几位中国员工因为涉嫌商业机密被批捕。力拓搞情报战，后果很严重，是谁为商业间谍提供了土壤？
陈功：竞争情报的一个基础，就是依托公开资料做分析，而力拓迈过了这条底线，靠窃取情报做生意，表面上看赚走了几百亿美元，但是这笔钱会以多种形式吐回来，首先表现在公司股价大跌。如果不接受惩罚，力拓在中国再难有市场。国内企业搜集信息，一些案例也告诉我们，踏入工业间谍的灰色地带，一切利益都将归零。
力拓的间谍门表明中国成熟了，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就可以依照不正当竞争的理由，对力拓公司处以巨额罚款。而按照WTO组织的基本原则，这样证据清楚的罚款是完全可以实行的。
西方企业是搞情报的老手，偏偏遇上迷糊的中国官员。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可以等同于国家利益，而一些官员没有这根筋，跨国公司邀请其出国考察，脑袋一热，什么都说，还不知道自己是在泄密。
我们的宏观经济数据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发布，但我们都习惯于路透社或者其他境外媒体提前告诉我们。老外比我们先知道宏观经济数据，严格追究起来，这就是统计局某些人严重泄密。
在商业中，对于公司信息保密，国内有良好意识的企业也不多，企业间跳槽挖脚的现象很多，一个员工的流失，等同于公司基本面全部暴露给竞争对手。
《投资家》：提到政府意识，可以抱怨的地方很多，这么多年和各级政府合作，你看到他们有什么进步呢？
陈功：大部分的时候，安邦是政府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只会抱怨的机构。1999年，安邦是极少数坚信中国加入WTO将取得重大进展的机构，并推出了《大转折——中国加入WTO后的十大预测》；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安邦在四个小时内完成了“9·11”事件对国际国内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为多个中国政府部门评估事件影响提供了基本框架。
上世纪90年代，从朱镕基总理开始，国务院对信息分析更加重视。我们为政府做过很多义务的咨询服务，2003年，安邦被要求制作《国内外SARS病每日要情》以专报方式呈递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我们看到，这一届政府比以往更重视科学决策，另外，随着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县市一级政府也有钱购买专业的信息服务。
在农业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上，安邦一直在呼吁要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解放居民消费，消费可以是第一生产力，安邦是一个商业化的机构，但为推动社会保障改革，一直是草根阶层的代言人。
《投资家》：在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传奇性的咨询公司，最近你还前往美国考察了这家公司，这是你们未来的方向吗？
陈功：在兰德公司总部，随处可见着军装的人，这是一家和军方联系紧密的公司，更像是一个军方的内在机构。我心中的标杆是日本野村综研，这家公司成立于1965年，苦干了整整47年，到2002年的时候，以3096人，干出了2365亿日元的销售额。日本人搞研究，搞信息服务，就有这水平。未来安邦也会在合适时机完成裂变，走野村的道路。
财富圈
十多年的时间，陈功从研究人员变成经营者，从创业者变成守业者，和大部分企业一样，遇到的最大主题依然是财富。
《投资家》：在信息社会，出现了很多具有时代性的伟大公司，证明你的创业判断是对的。安邦十多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什么？
陈功：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意味着负担、成本和陷阱，微软的OFFICE系统是制造信息垃圾的，GOOGLE的原理则是检索信息，消灭垃圾，这就是伟大公司的不同之处。安邦做的是中间环节，梳理信息，分析信息。GOOGLE干的只是情报学的一小块，以情报学为基础的公司，空间很大。
《投资家》：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你进入咨询行业，积累到现在，你形成了什么样的财富观？
陈功： 每一张钞票背面都是人性的反映，获得财富，需要对人性的了解，控制财富，需要对人性的了解，运用财富，更需要对人性的了解。
在任何一个商业组织里，如果你对人性有所把握，你就会让其他人听命于你，为你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利益。
《投资家》：遇到重大挫折时，什么是靠得住的财富？
陈功：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在一个领域深耕一段时间取得的财富，那是真钱。这种钱是跑不掉的，即使公司倒闭，换一个地方，还是能重新起飞的。一些人依靠关系，依靠特权来做生意，比如赖昌星，依靠关系生存，最后只有翻船。
美国的安然公司也是如此，表面看，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在国会也有代言人，最后千亿美元的财富大厦，因为几封邮件轰然倒塌。
《投资家》：不能过度依赖关系，那你是如何看待生意场上的关系呢？
陈功：人是一切资源的根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要主动地培养人脉关系，对友情，要敢于投资，交往要深入精神世界。
哪里都有圈子，朋友圈子、同事圈子、校友圈子和生意圈子等，混圈子很累人，要多做不少事情，但这是很正常的，是成长的代价，是机会的代价。
我的朋友中，有位学者叫钟伟，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属于那种绝顶聪明、反应灵敏的人，因而讲话风格也很尖刻，如果你怕他，就不会成功融入他的圈子。圈子，说到底就是层次。
混圈子看似困难，其实不难，无非是情感交流，无非是爱好交流，无非是利益交流。
《投资家》：以你和安邦的成长经历，可以给年轻人什么建议？
陈功：年轻人不要轻易给自己定位，人的潜能，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索罗斯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这件事情很着迷，到处拜师学艺，后来他没有成为哲学家，而是一个杰出的金融学家，不过哲学给了他帮助。
周游道
陈功游历过世界上200多个城市，他说，在这些城市角落漫步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对比现在，思考未来，这几乎成为了一种情结。
《投资家》：很多时候，你喜欢把中国的各个方面和国外做比较，你认为中外民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陈功：现在的中国人，太过喜欢表面的东西，中国的暴发户心态不只限于商人，是现代社会的通病。
国内人到巴黎，与法国人谈事情，不知不觉把话题转向吃穿用戴，法国人的回答，多半是轻轻一笑，有时也会反问：“你自己的价值是多少呢？”
读书是提高个人素质和综合修养的重要手段，中国每年人均0.7本，法国是12本。1500万人口的北京，只有2家公共图书馆，差距就在这。
《投资家》：和年轻时候比，你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功：丽莎·普兰特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简单的生活》，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在她的思想之后，全世界刮起了一阵简单主义的思潮。如果从保护环境的角度看，简单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未来的年轻人，如果除了必要的密码和一点现金外，全部的家当能用一辆SUV装下，表明你选择的是一种简单主义的生活。
从现在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年轻人要想生活得轻松愉快，必须奉行简单主义，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也是全球人口增加的同时，众多人希望迅速富有的结果。应付这种情况，就要越简单越好，要将此作为生活原则对待。
不要将工作和简单生活对立起来，哪怕你是一个超级富豪，你依然可以选择简单生活，只是把工作当做严肃游戏来对待。
《投资家》：在你漫长的游历中，遇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陈功：旅游可以锻炼心智，打开你的视野，很多事情有比较，才会有体验。我是提倡游学的，也就是到目的地旅游，要访问当地人，起码要看到当地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的。
日本人就很懂游学的妙处，我在德国古登堡，就曾看到一位画家，为了研究这座古堡，在那里生活了快20年，靠卖画为生。
当年明治维新的时候，积极提倡向西方学习，日本人的游学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些维新人士的口号就是，学若无成死不归，这是什么样的学习精神呵。
日本当年有不少中国通，常年生活在中国的胡同里，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物中，不少也是游学者。
省下钱，少添置一些东西，让你的人生轻装上阵，尽快走向世界，普兰特曾经写道，有一位朋友是钢琴教师，每逢暑假，都要到欧洲旅游，连续10年。为了攒够旅游的费用，他就将就使用一辆破车，并且没有任何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