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每一个智商能与“神童”这两个字匹配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他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而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
张亚勤的人生轨迹似乎超越了“神童”的宿命：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
财经作家凌志军如此描绘在微软的张亚勤：他的外表浑圆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他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虽然获奖无数，但却从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
“神童”悖论
1978年，只有12岁的太原少年张亚勤成了大学生。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国人的记忆里，除了高考恢复这个大事件之外，最冲击人眼球的事件就是“神童”，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班。当年的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
张亚勤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
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也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
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张亚勤沉默寡言，便叫他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张亚勤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张亚勤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张亚勤，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
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谢彦波也是张亚勤的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非常聪明，但畏惧与人交往。在进入科大前，他只有5年小学的人生经验。关于他，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滚动着一只铁环。
中科大少年班的班主任在对媒体回忆时说，“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谢彦波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8岁时，他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但因为没能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博士学位没拿下来，于是就转去美国读博士。
在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安德森看来，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和，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
恰好当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被怀疑有潜在危险的谢彦波就这样仓促结束了留学生涯。后来，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改变宁铂和谢彦波命运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媒体把他们捧得太高，他们在内心已经很难把自己当成普通人；那个时代需要宁铂、谢彦波这样的人去唤醒人们对科技的重视，这种需要又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垮了他们；人生路上变数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他们麻烦的制造者，这也许是高智商群体的必然宿命。
当宁铂在“神童”的光环里纠结、谢彦波在与导师的紧张关系里找不到定位时，张亚勤成了“神童”背后的隐形人，玩自己喜欢的游戏，调皮、捣蛋。宿舍楼的大门上少了一块玻璃，这个年龄和身材都占尽优势的孩子便时常钻进钻出。
张亚勤经常去听一些演讲，李政道、杨振宁、霍金等很多大科学家都曾到过科大演讲，“霍金讲黑洞时，我站在前面听了两三个小时，听他讲时间、讲空间，不过只听懂一小部分。那时候觉得知识就像黑洞一样，是永远无穷无尽的。”
超越宿命
张亚勤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通讯方面的。有一次他读到了一篇文章，非常困惑，于是给通讯领域的学术权威皮克·霍兹写信。霍兹就是扩频通讯的鼻祖之一，而cdma的前身就是扩频通讯。
张亚勤没有收到回信。但两个月后，霍兹来科大讲学，他记得张亚勤的那封信，两人相谈甚欢。回到美国后，霍兹问张亚勤是否愿意到美国来上学——给他奖学金。于是，一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发到了张亚勤手里。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博士毕业，他递交了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来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在接下来5年里，全身心投入到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讯研究领域，成为这个行业最为出类拔萃的专家之一。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了这个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和比克·赫尔茨都曾由衷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这段辉煌的经历，在张亚勤的追述中，依然是充满了温馨的暖色调。而真正的事实是，当我们把一个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似乎才能窥见更多的颜色。
与谢彦波不同，在人际交往上，张亚勤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个“神童”，他与一般小孩和其他“神童”的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大学之后对于人性格的影响就不是很重要了。”张亚勤这样对记者说。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文革开始，随后一年，父亲遭受迫害。记忆里，关于父亲有两个面画：一个是父亲莫名其妙地从家中不见了；另一个是5岁的时候，家中愁云惨淡，他知道父亲过世了。“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张亚勤的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在童年的无数次旅行中，有一次记忆非常深刻的旅行，母亲写信让亲戚去接他，但亲戚没有收到信。“走的是山路，还下雨，走了一天，而且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知道大致的方向，就一路走一路问，”多年后，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亚勤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幅阴雨中独行的画面。
每次走进一座城市，都会住在亲戚家。那时候的张亚勤，已经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绝对不任性，努力表现自己好的一面，尽力去理解大人们的想法。“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日后如此叙述自己的童年，在他看来，人应该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因为不可能一辈子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更不可能永远被放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这个毫无优越感的孩子智力超常，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小学，用一年半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才12岁。这种教育曲线往前走10年，或者往后10年，可能都行不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没有显得特别“不正常”。
高智商给张亚勤带来了荣誉，有一次，他看到了“掀起学习张亚勤的热潮”，他把看到的这个标语告诉妈妈，母亲淡淡地对他说，“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在来到合肥之前，妈妈曾如此告诉他，“名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自从他考上科大少年班消息公布后，各路媒体都想采访这个太原“神童”，但母亲一一谢绝。
“到今天，我的那些同学们，有些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当年少年班的学生们，“所以要说这少年班究竟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评价还早。其他大学的少年班也是一样。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
少年班的同学30年后再聚会的时候，张亚勤因为时间冲突，没去成。他坦承，他不喜欢那样的场合。谈及人生需要回避掉什么问题时，张亚勤认为，“历史是因果，发生就发生了，有些东西我觉得不要去回忆它。”
1998年，在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的电话后，张亚勤思考了5分钟，就决定成为这个研发中心的一员，任首席科学家。
李开复得到张亚勤加盟的消息后，表示了他对张亚勤的赞赏，“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超过当时的职位，当院长都是屈才了。”前微软、思科的中国区总裁杜家滨对张亚勤的评价也极高，“他是我见过对科技最热情的研发人才。”
李开复、杜家滨的评价，并非夸大其词。从90年代开始，张亚勤就在工程界最权威的杂志《ieee transactions》发表文章，“到现在为止，我可能在这家权威杂志上发表了100篇文章。这个杂志审稿周期是两年，能在这里发表论文，代表着一种认可。”事实上，很多专家终其一生，都很难在这家杂志上发表10篇论文。
张亚勤加盟时的微软，在中国霸道而脆弱，它对中国信息化的贡献不比ibm小。但相比ibm在中国既赚到了钱又赢得了声誉，微软在中国既没赚到钱，也没赢得声誉和尊重。5年之内竟然换了5任ceo。其中有两个还写书来批评微软。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立是微软在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与市场和利润不直接挂钩的机构。它持续招贤纳士的作为，冲淡了原来那咄咄逼人的形象。
11年时间，这个研发机构发生了裂变，由微软中国研究院升格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随后又成立了微软亚洲工程研究院，这些机构现在已经整合成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由最初的4个人，变成现在的3000多人。
张亚勤的职位也发生了变化，由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再到微软全球副总裁。2006年1月，他成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现在回过头看，那是个特殊的时间段，当时李开复离开微软，到谷歌寻找另一个春天，张亚勤的归来被视为微软ceo鲍尔默委派的、与李开复争夺人才，所谓研发集团主席只是一席虚职。
《环球企业家》指出，外界的担心基于如下认识：首先，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微软亚洲工程院是平行结构，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搞不清两者与研发集团的隶属关系；其次，亚洲研究院直接向总部汇报的独立体系，也令人质疑张亚勤是否拥有足够权力去全面掌控微软中国研发业务。
张亚勤否认了自己的归国和李开复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他与时任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进行长谈，决定亚洲研究院保持原有的品牌和汇报体系，亚洲工程院及其他研发机构直接向张亚勤汇报工作。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改变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边缘命运。据知情者称，陈永正去职后的14个月中，张亚勤一直担任代ceo，直接接手的机会不少于3次，但他始终更乐于研发方面工作。
他更容易看到问题，比如花更多的时间去招聘，团队扩张更快，没有时间来做产品。去年研发集团几个大型开发项目进展良好，却有10%的项目没有按时交付。这个比率小于总部数据。在微软总部，大多数美国工程师会在最初阶段夸大问题，但开发后期问题则越来越少。
尽管如此，微软中国目前和多数跨国公司都有了质的区别，那就是微软中国90%的事情都由中国区决定，10%的事情留给总部。谈到这个问题时，张亚勤非常自信，就像和盖茨谈到视频压缩方面的问题时，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盖茨相对来说是个外行。关于中国的问题也一样，相对于鲍尔默，张亚勤和他的中国团队则要专业得多。
当记者问及这种地位的取得与他跟盖茨个人之间的情谊有没有关系时，张亚勤憨憨地笑了，“肯定是有一点关系，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微软帝国的掌门人比尔·盖茨，在不同人的叙述中，似乎是一个介于魔鬼和天才之间的人物。中国企业圈龙头级人物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盖茨：“我跟盖茨接触过几次，实话实说，他给我的不是什么好印象。他跟外面人打交道，不会让人很舒服。但是，他做了让全人类最舒服的事情，所以，别的就不计较了。”
众所周知的是，张亚勤是盖茨的学生，是微软智囊团的核心人员，微软里级别最高的华人，盖茨告别晚宴上唯一邀请的华人也是他。而这些，是基于他在科技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应用发展上的实质贡献。
有一次，女儿问张亚勤，“dad，你的工作太容易了，每天上上网，写写email，我长大后就只要写email就好了。”张亚勤告诉她，“你在家里随便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dad的努力，包括高画质电视(hdtv)、dvd光碟机，用电脑时的操作系统windows，打网络电话及收发email等，这些都是dad的工作。”
在学术与研发上，张亚勤目前已拥有60多个美国专利，累积300余篇论文。特别是在视讯压缩及移动通讯方面，他更是美国此领域中拥有最多论文及专利的华人。
张亚勤曾经的同事，新华都ceo唐骏如此评价他，“他往人群里一站，就给人一种压力。总觉得张亚勤到哪里，总会给人种期待，一种希望。他是什么，他就是微软的软实力。”
普通人的生活
现在的张亚勤，生活规律而有节奏。上午9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室。墙边是一组书柜，书柜中间的空格里摆满了他和家人的照片。
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当天的电子邮件。在电脑启动的间隙，通常他会要一杯咖啡。收件箱里已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西雅图的(公司总部的项目计划)、华盛顿的(老师和同学的学术讨论)和本地的各种工作邮件。
查看完邮件，咖啡已经剩了半杯，他会及时续上。然后再查看一下他当天的日程安排，“我的每一个小时都被预定了，我的日程是公开的，每时每刻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除了负责研发外，张亚勤还一度负责大中华区的销售业务，尽管很忙，他仍然很从容。
“我的家人住在北京，我一周有4天保证在家里吃晚饭。每周都会打打球，练练瑜伽，喝喝红酒。每天有3个小时不参加任何会议，不接受任何采访，一个人坐着看书、写东西，所以说，觉得时间足够了，就有足够的时间。”张亚勤说。
此外，他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在媒体的记忆里，他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一连数日，闭门不出，沉浸在其多媒体的世界里。
他还喜欢做生意，对风险投资和股票买卖都很热爱。下围棋、打扑克、打球，某些时候，骨子里还保留着一些顽童的秉性。比如会在电梯门开的一瞬间转身跑开，从楼梯拾级而上，然后满脸灿烂的笑意看着其他同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