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辞典中“顽”字的解释之一是“不容易开导和制伏，固执”。罗红可以称得上一位“顽商”，有自己一套的游戏规则和玩法，在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里肆意驰骋，没想到本想“自我麻醉”，却在途中顿悟，在舍与得、快与慢、放与收等方面打通了摄影与商业间的关节与边界
“小蝌蚪在跳舞”
不久前，《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全球有杰出业余爱好的24位世界领导人”，沃伦·巴菲特、大卫·洛克菲勒、比尔·福特等人中间，夹杂着一位名叫罗红的中国人，他们的爱好分别是四弦琴、昆虫学、空手道和摄影。
直到8月7日，罗红才通过美国朋友的来电得知这一消息。他兴奋得像个孩子。“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认可。”罗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两个月前的“世界环境日”(6月5日)，罗红就已着实兴奋了一把——他被评为联合国“气候英雄”，这是亚太地区及发展中国家惟一获此殊荣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的评价甚高：“(罗红)为全球华人提供了一把开启世界环境信息宝库的钥匙”。
罗红上台领奖时讲的是四川方言，“反正老外们听不懂中国话，再说我讲普通话我容易紧张”；这一天晚上，他在博客上记录这一激动时刻时写道：“在台上，我看见稿子上的字都仿佛小蝌蚪一样在跳舞。”
虽然人们都知道巴菲特四弦琴弹得很出色(当年追求后来的妻子苏姗时便是每晚到人家家里弹琴)，但他的第一属性似乎永远是投资家。而今年42岁的罗红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以为摄影就是他的本行，却忘记或并未留意他的第一身份其实是中国最大烘焙连锁企业之一的好利来公司董事长。
原因是，罗红一直以来是个“甩手掌柜”，要不10年间到非洲拍摄野生动物二十多次，以及南极与北极之旅等，便很难实现。
这显然是中国商业史中比较另类的一个企业家样本——执掌的企业既非家族制，又非上市公司，却能在创始人长期缺位的情形下运转良好。
快意中的失意
有一个关于罗红的段子在坊间广为流传，即1998年当好利来处于快速扩张期时，“奶油大王”、美国维益食品公司派人来和好利来接触，以试探合作的可能性。由于兴趣不大，罗红顺口说：“找你们的总裁来跟我谈吧。”未料到维益公司创始人罗伯特·维益果真包机来了中国(当时一天的停机费超过10万元人民币)。罗伯特“投其所好”，邀请罗红前往维益总部参观的方式，是请罗红及其团队先到美国西部游玩一趟——对罗红来说，摄影自然是一项重要内容。
10年后的9月，当三聚氰胺事件揭开中国牛奶行业的劣根性时，正在昆明打高尔夫的罗红确认好利来相安无事时，继续悠然自得于球场。半年后，他出现在了加拿大，这次是拍摄北极熊，没想到意外拍到北极光，他甚至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讲起自然知识来：“要看到北极光，得有三个条件，一是夜空晴朗，二是没有月亮，三是温度极低……”
一切听起来，都是一个快意的江湖，江湖的主角是罗红。正如人们习惯了称巴菲特为“股神”一样，罗红身上也自然而然地被贴上了各种标签，生活家、艺术家、摄影师、环保主义者等，于是他也被定格为率性、特立独行的“牛仔”形象。
很少有人去探寻罗红性格变迁和背后的故事。事实上，10年前后，同为快意，却是两种风情——1998年罗红并没有把维益这家世界500强企业太放在眼里是其性格桀骜不驯的体现，不过彼时他对商业仍是劲头十足，而2008年“牛奶门”事件发生后，罗红竟需打电话才知道自家企业的牛奶供应商是谁，足见他对企业经营之兴趣的冷淡。
“当时跳楼的心都有了，可惜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罗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指的是1999年好利来遭遇的重大创伤——因民间迷信1999年不能吃蛋糕，好利来销售受到重挫，而危机时刻罗红找来做救星的职业经理人不但没有扭转颓势，反而将似惊弓之鸟的好利来核心团队彻底瓦解……
罗红现在的言语不无幽默，就像朱德庸说自己的漫画把人的困境幽默化了一样，罗红把商人的困境给幽默化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在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败涂地——这种中国式寓言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2000年罗红去了海拔4400米、气温低达零下36摄氏度的四川贡嘎雪山，“我看到一只孤傲的狼，可惜没能拍下来”。这一年，他第一次去了非洲，从此一发不可收。
有人说罗红自此开始了把业余爱好发挥到极致的征程——他年少时的第一份工作即是成都一家照相馆的伙计，1992年才开第一家蛋糕店。日后看来，他更像是给自己在商业上的失意找个发泄的通道，而摄影无疑是“边际效应”最高的选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选项是否合适与“逃避”划等号。
美洲豹和羚羊的逻辑
罗红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他趴在雪地里和南极企鹅脸对脸“交流”的大照片，意境甚为静谧。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罗红刚刚从非洲回来，肯尼亚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令他留连，最好玩的一个图景，是一只美洲豹刚刚抓住一只羚羊，“美洲豹喜欢先把到手的猎物带回树上，玩耍休息一番后，才从容享受。”罗红说，“大草原上的猛兽里，只有它会爬树，所以还是树上安全，没谁来骚扰。”
如果罗红是只美洲豹的话，好利来就是他的羚羊，而摄影就是给他安全感的那棵树。
罗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1999年的挫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逐渐淡出好利来，做起“影子掌门人”，这种貌似“逃避”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其实也是追求完美的一处注脚——找个最合适的人帮自己把事情做到最好。他最后找到了如今任好利来总经理的谢立。
尽管罗红不再涉足好利来具体经营，但他给谢立画好了一个大圈：不急于扩张和上市。在好利来扩张最快的2004年，一年开了150家店，而之前的总店数只有近300家。没有悬念地，谢立写了“检讨书”，并遭到了降薪的处罚。“一味追求快速开店，容易导致人仰马翻，”谢立说。
在激励机制上，罗红一改1999年之前的江湖玩法，改为通过内部加盟形式。之前与他一起打江山的几位兄弟，如今分别为东北、华北等几大区的总经理，持有区域内好利来的一定股权。
尽管不少私募及券商机构无一不是兴冲冲来、灰溜溜走，但如果就此认为罗红在商业理念上能持续保持像在非洲拍野生动物时的心态平和，就大错特错了。“我准备重新回来了。”8月7日上午，罗红突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说的回来，是指花更多时间呆在国内、重新指点好利来的江山，“我觉得公司现在节奏太慢”。
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重新在商业上有所建树的冲动了——尽管好利来现在在全国已开了1000家店，去年营收超过20亿元。但面对克莉丝汀等竞争者跑马圈地的凶悍和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凌厉，以及新加坡面包蛋糕业第一品牌的BreadTalk(面包新语)等外资的攻城略池，他明白好利来终究是一只最具挑战性的猎物。
有机构称，2010年我国焙烤食品消费规模将达到500亿元的水平，不过，“目前烘焙行业的竞争态势日趋白热化，烘焙亟待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全国工商联烘焙业公会秘书长康黎娜对记者说。
顽商的惆怅
辞典中“顽”字的解释之一是“不容易开导和制伏，固执”。罗红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顽商”，有自己一套的游戏规则，在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里肆意驰骋，没想到在本想“自我麻醉”的途中顿悟，在舍与得、快与慢、放与收等方面打通了摄影与商业间的关节与边界，甚至从此笃信了基督教。
他说他在国内企业界没什么朋友，从不参与各种论坛和活动，问他在全球有没有推崇的企业或企业家，他沉思片刻，很迷茫地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没有。”
不少人不理解罗红的行为，甚至质疑他有作秀之嫌，他置之不理——航拍时直升飞机1小时的租用价是2000美元，“作秀怎会是这种玩法？”他说。不过，最令他感到苦闷的，是他的妻子同样不能完全接受他频繁往返非洲，与野生动物过日子的行为。聊以慰藉的是他的儿子乃其坚实粉丝，这也成为他后来设立基金，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同承办儿童环保绘画大赛最大的动力源(7.39,-0.05,-0.67%)泉之一。
“罗红在摄影上和商业上都是矛盾的结合物。”他的一位朋友如此说。
罗红从上世纪末在商业上开始遭遇打击到转而情迷非洲用了两年时间，从淡出管理到意欲重新回归用了10年时间。这与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颇有几份相似——王石从被诊断出血管瘤到去西藏旅行用了两年时间，登山10年，在探险与企业管理理念上无不特立独行，“我不同场合多次讲‘不行贿’是我个人及万科的标签，但只有少数人相信，这是我的荒诞还是社会的荒诞？”
“顽商”是这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而“顽商”往往是惆怅的，不过似乎也正是这种惆怅成就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