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的焦点是大连软件交易会,软交会的焦点是刘积仁。
我在软交会上并没见刘积仁,而是在会前专程去大连见了他一面。刘积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关于专业渔民的比喻。
刘积仁对我讲,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巨大的粗放发展,使大家忽视了方法。如果专业的渔民和不专业的渔民挣得一样多,就没人当专业的渔民。一个国家不用创新就可以挣很多钱,国家自然不去创新。一个人创新挣的钱如果与不创新挣的一样多,他就不会去创新。然而金融危机面前,不专业的渔民挣不到钱,才显出专业渔民的选择是对的。
东软就是专业的渔民。由于抓住了软件和服务业这条大鱼,再加上致力于创新,做专业的渔民,所以在别人受金融危机熬煎时,他的日子比别人过得好。
推而广之,大连软件交易会上二十多个软件和服务外包城市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一行里“专业渔民”的代表。本期特别报道《大连软件会》报道了“专业渔民”在互联网周刊承办的专业论坛中的专业观点。一位大城市的行业主管听完论坛后,坐不住了,一定要让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安排见一面,打听还有什么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机会,留给他们这些“后来者”——虽然他们相对全国来说,已是第一梯队中的先行者。这典型反映了软件外包领域你追我赶的形势。
在飞机上,我又琢磨起刘积仁“专业渔民”这个有大连海腥味的说法。当前,全国正在形成一股空前的外包热,就象当年的软件热一样。这次的外包热,如何能产生真正的“专业渔民”呢?除了“专业渔民”自身的主体作用外,有几个条件也很重要。
第一条,要有渔老板的专业眼光。大连十年前就认准了软件服务业,而且一直咬住不松口,一个重要因素是,大连学者出身的市领导,在全国一片“中国制造”的红海中,识别出了“中国服务”这个蓝海。这一点高于国家平均认知水平,大连如今成为外包老大不是偶然的。刘积仁这样的专业渔民,遇到了同样专业的经营城市的“老板”。现在,识别外包中的机会,同样考验“渔老板”眼光。比如各城市只知有BPO,而不知KPO为何物,就是隐患。
第二条,要有专业的“打渔”对策。当年的软件热,养出了许多“不专业的渔民”,比如借软件园搞房地产的、借软件优惠偷税漏税的。我去印度,问他们为什么没这种现象。印度人听我说了情况以后,马上比较出一个差异。他说你们的优惠都补到产前去了,骗子根本不用进行产中产后的工作;印度的做法是把同样优惠均摊到产前产中产后,真干假干一下就分清了。可见政策不精明,比没有龙种还坏,因为会多出一群跳蚤。中国发展外包,需要按专业的“打渔”规律来。
第三条,要有专业“渔村”。外包服务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为外包服务提供社会服务很重要。除了官助民办外,社会化服务是将外包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的关键。仅仅有园区企业、政府推动的服务体系建设还不够,还要把它们发展成园区产业、服务产业,让“专业渔民”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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