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想那些当初一起出道、如今逐渐沉寂、下落不明的人,我当然是得胜者的心态。2000年互联网的冬天,谁都说张朝阳是最先死的。可活得最久的还是我。
我这人心理上有过很多沉重的包袱,但我吸收了很多东方的智慧,才导致今天依然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不被干掉。
从1999年到2002年,我面对的是西方沙文主义。那是一种西方百年商业成功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MBA教材,它对于中国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博弈性没有真正理解,往往显得粗暴、武断。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面对这样俯视的挑衅,就像是学生面对先生,被尺子抽了一顿。我的董事说一句话,我都要特别认真地对待,担心说着说着就会把我的CEO说没了。
到现在,搜狐董事会就剩下一个外国人,其他的都走了。这当然是我争取过来的。
在2005—2007年,我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施展我的管理哲学的——现在几乎可以算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了。但之前,我不能施展,处于狼狈的状态,2001、2002年我是被推着走的,这个人要离职了,那个人要招聘了,一天到晚各个部门需要我具体去管。
这几年搜狐的管理越来越下沉管理无非就是一件事——经过大浪淘沙,把公司里聪明能干、有品德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让这些人看到公司的希望,愿意拼命地工作。这样的话,我才能自由抽出身来,隔一段时间挑一个主题跳进去。比如说,我在2005年、2006年尤其2007年关注技术和产品,就会跟很多技术人员讨论问题。比如在奥运期间做宣传,我就会跳出来当记者。
我希望我不是一个瞎忽悠的老板。我言而有信,就像商鞅,说你把这根杆子扛过去,我就给你金条。我有特别温和的一面,也有特别理智和冷血的一面,我冷血起来特别冷血。不过,最近几年,我认为我性格里有点宽松的、柔和的、像水一样的东西,这些方面不适合公司的发展,所以我安排手下有些人比较强势,弥补一下我的温和。没人能真正了解我。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做特工,给人的感受特别隐蔽,不愿别人了解我。就算现在,我觉得我已经说明白了,还是不可能跟你和盘托出。
我曾经面临人生的刀锋。从1999年到2002年是我人生的噩梦。那几年过得比较惨——人都彻底凉了,头都要炸了的感觉,每天睡不好觉,每天到公司都特难受,还要装作跟正常人一样。那时我身心憔悴。从2002、2003年开始,我逐渐着手医治创伤。
我看了很多书。但不看小说,不看任何臆造的东西,只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开始,我看心理学、社会学和西方经济学。过度分析自我,结果搞得走火入魔。直到2007年,我内心深处发生了一场革命——我接触了佛教的精神和释迦牟尼的思考方法,觉得它更能反映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它让你停止思考,因为思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后来印度的东西又让我茅塞顿开,我看了克里希那穆提(注:世界着名性灵导师)的书。到了2008年,我真正从过度分析自我中恢复。
这么多年来,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了解我自己上。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所有的价值观都打破了——包括自我。我没有自我,我努力消除自我。
当然,我肯定是入世的,在董事会上绝对不会大谈佛教。在入世的层面,我追求人生的掌控和效率,但在精神层面,我强调空性。《孙子兵法》最牛的一句话就是“走为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就是以出世的态度入世,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负担,就是好玩。
长期以来都有人说我肤浅、作秀,但这是我的一个活法在企业界,我可能有点非主流,不扎堆。老实说,那些人的味儿我都不喜欢。我是个对气味非常敏感的人。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10年前,命运没有安排我们这批人进入互联网,我们会去干吗?我肯定是离经叛道的人,肯定会创业,因为生意是给人以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