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误解和不信任如果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环境破坏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
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画成坐标图，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还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
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想象一下，我们的祖辈，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和古代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过去的100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
有人测算过，按照零售商库存记录的商品种类计算，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二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八次方以上，有上亿种。
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预期达到了70岁。
有些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废止的。在票证废除之前,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有油票，买布有布票。三十年前，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工资是50多元，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90斤鸡蛋。现在，北京一个保姆的月工资大概是1000块左右，可以买300斤鸡蛋。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干一天活赚两毛钱，价值相当于半斤白面。现在我的老家，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只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钱是55块钱，可以买一袋50斤的白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只是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比原来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两三千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人类的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市场经济特征之一：
竞争为他人创造价值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你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价格提供了一个信号，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考验，要由买的人说了算。没有人愿意超出你为他服务的价值来付出价格。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即消费者剩余。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
进一步看，企业如何创造更大剩余价值？靠的是创新。市场竞争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是看谁更有能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说用新的方式生产产品；谁更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采用新的组织形态，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
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在古代，也有不少的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聪明人靠灵感想象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市场经济特征之二：
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
市场经济的第二特点，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一块做事，比单独做的事加起来更多——也就是说，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但这种合作不是简单地像人民公社一样，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分工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技术进步，所以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分工专业化是跟交易相联系的。人类有交换的意愿，才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也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别人，我们不敢买他的东西，他卖不出去，专业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他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有欺诈，无商不奸。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尤其是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很好的声誉。如果他的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他，就会被淘汰。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
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13亿人分成了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一万个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利润是1个亿，一万个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员工？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错误，这就叫员工；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工人，为什么要信任他？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员工。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一回事。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
概括地说，企业家的工作就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提出来的，他在他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比如现在用的MP3，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对卡式录音机的毁灭。每一种新产品，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重要观点。
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是否一样？从大概念来看，是一样的。无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在应对不确定的问题，都在进行创新。但我们细分之后，发现不一样。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出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等；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就是设计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这样划分后，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
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这不是凭空而讲。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国企业家忙。外国的企业，无论多大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企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他会在干什么。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得最好呢？政府干预最少的，发展得最好。
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吉利的李书福在上世纪90年代就生产了汽车，找政府要批件、要上产业目录，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产汽车，政府不让你上目录，就是不合法的，没法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仔细研究就知道，哪一个产品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市场问题越多。
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我们不叫作工人，叫农民工，按照身份属于农民，按照工作属于工人——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得到贷款、谁得不到，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决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银行贷款也一样，这么多老百姓的钱贷给谁？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市场没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私人交易，而是政府的强制交易。要盖房子，农用地变为住宅地，需要从农民手里拿，拿的时候，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征地，然后倒手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这个市场也很腐败，没有效率。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如果我们实行自由的土地产权制度，房价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释放出来建房子，房价上涨就会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术市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发明，可以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通过转卖、授权来实现它的价值。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政府最应该做的：
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没有企业马上能够真正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十年以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这本书的作者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但农民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买一个四十平米的房，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政府不让你借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这样，每个人聪明的脑袋可以提现。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
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在中国，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政府建设新农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一个县、某一个部门领导的老家，某个领导的亲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让做。现在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做慈善事业的会越来越多，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个人，在三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没有被注册下来。
同样的道理，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曾经说，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保障，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国，越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系的人身上。
一个严重的误解：
市场导致不平等
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听明星唱的歌、看明星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人、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候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后来追招可能是40万。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19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起来。
这说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斯坦佛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1/5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要比美国高。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就比美国多。
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作过一个统计，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个例子，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当兵、招工之类的机会。所以，改革开放不是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
拒绝“卖拐”——
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市场经济很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真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