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 者 按：董理说对“温州模式”的首次感性认识是在桥头纽扣市场。
董理的研究方向为国际企业战略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近两年来，他在教学、科研等工作中成绩显著，如在英国高等教育科学院组织的全英高等院校教师资格考核中获教学观摩优秀奖，并受邀参加了总部设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国际商务科学院东南亚地区2007年度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化：温州模式过去的研究和未来的展望》30分钟的发言。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对于当代所有中国人有着特别的意义，对于温州人尤其如此。 这30年来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创造了许多个全国第一，使温州从一个连铁路、机场都没有，农村地少人多的沿海小城，一跃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同时还成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的发祥地。 温州人首创的“温州模式”，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充分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活力，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推动了社会进步。“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格局之一，引起了各地乃至世界的关注。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考察研究温州模式，其中也有一位侨居英国的温籍年轻学者，正努力把“温州模式”推向国外学术界。他的名字叫董理。 今年春天，董理再次踏上故土，调查“温州模式”。家乡成了海外学者读不完的书籍，这里既有“温州模式”的博大精深，也有年轻学者的故土情愫。董理很年轻，今年仅32岁，是我们专栏目前最年轻的采访对象。 成长在温州模式土壤里 金：你对老家的“温州模式”进行第二次考察后有什么新收获吗？ 董：“温州模式”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在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鲜为人知。虽然国外学术界对在中国的外资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运作管理研究已有近30年了，但是对中国民营经济的研究才刚起步，特别是在国际商务专业期刊上很少读到这类文章。温州是我老家，我对家乡经济发展的研究使我萌发了把“温州模式”介绍给世界的想法。通过对国际商务研究领域的文献考证，我了解到中国的民营经济已引起世界经济研究机构的关注，如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已将北京、成都、温州、顺德等四城市列入重点调研城市，温州的重点是民营经济发展和“温州模式”。并且还强调温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对比研究。 去年12月，我和我的同事Robert Fitzgerald教授参加了国际商务科学院东南亚地区2007年度学术研讨会。随后我们专程来温，参观了正泰、德力西、康奈、奥康等温州著名企业。这些企业的实地调研为我提供了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第一手资料。这次回温是我去年调研工作的近一步深入。
金：改革开放之后，“温州模式”名扬天下，以你的年龄来计算，几乎是与“温州模式”一起成长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各种媒体的报道非常多，“温州模式”的最早提出还是上海《解放日报》。是否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温州模式”的？ 董：我9岁时，父母亲因工作调动从四川回到温州老家。我对“温州模式”的第一次感性认识是在温州十中读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随父亲到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参观，看到那里的农民以纽扣起家，因纽扣扬名，因纽扣产业群的崛起与发展推动了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并成为“温州模式”的一个典范。桥头纽扣市场还被誉为“东方的布鲁赛尔”和“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大概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吧。后来因父亲在龙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后，我了解“温州模式”的机会就更多了。 金：那中学时期你是否曾参与过“温州模式”的调查等活动？你研究“温州模式”是否与你生长于此有关，能否说说最有印象的故事？ 董：我中学时期没有直接参与社会调查。不过我读初中时，在龙湾工作的父亲经常带我走访一些乡镇企业、校办企业，与农民企业家深度交谈。毋庸质疑，与农民企业家的面对面的接触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从而加深了我对“温州模式”的感性认识。记得当时龙湾区瑶溪镇的一位陈姓农民，就由经营一家经济技术条件落后、从事自行车配件生产的家庭作坊起家，把握政策机遇，将他的家庭作坊转型为校办企业，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该企业已发展成为当地一家知名的国际贸易公司。 伦敦大学里的年轻学者 金：现在回头来看，你研究“温州模式”可谓得天时地利之便，因为你从小就在这个土地上成长的。 你是2000年到英国雷丁大学读研究生吧。像你这样的年龄到国外读研究生比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的人数要多多了，你是直接从大学考去的还是工作后再考的？ 董：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中国银行温州分行、广东发展银行温州支行国际结算部工作，也曾在温州大学任教。1999年上半年，英国雷丁地区教育代表团访问温州实验中学、广场路小学时我受市教委委托担任同声翻译。工作中我了解到雷丁大学是英国著名大学，在国际商务和跨国公司研究领域成果突出，闻名世界，当时我就萌发了去雷丁大学读研究生的想法。终于在2000年我如愿以偿。 金：听说你研究生毕业之后，以“优秀的科研计划”被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研究中心录取攻读博士。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什么？有何特别之处？ 董：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是我当前比较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而我读博士时的研究方向则是中国企业如何参与国际企业战略联盟。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研究中心拥有一批世界级专家和学者，如跨国公司研究领域内部化理论创始人彼特·巴克利教授、马克·卡森教授、折衷理论奠基者约翰·达宁教授等也与研究中心有广泛的学术交流。研究中心在国际商务领域的科研成果名列世界前茅。在英国雷丁大学商学院读国际管理硕士时，结合我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我已经形成了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研究如何参与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的初步想法。我的这个课题在当时国际商务研究领域中还很少有学者涉及。以往大多数国外学者都是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时企业是如何引进外资、技术的，而我的研究则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过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来探索中国企业如何选择国际企业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和参与管理的，其中还包括对企业国际战略联盟中文化冲突和企业制度冲突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因此，我有幸被该研究中心录取为博士生。在攻读博士期间，我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凯斯·格莱斯特教授合作发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战略联盟的战略动机和合作伙伴的选择》一文，获国际商务领域世界级核心期刊《国际商务评论》2007年度最优秀论文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该奖项由全球最大学术出版社里德爱思维尔提供，授予对国际商务研究做出前瞻性贡献的专家和学者。2006年我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金：企业的国际化是国际商务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温州模式”的研究确实扩大充实了你的研究内容，因为企业国际化也是大多数中国企业比较关注的问题。我还听说，你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管理系最年轻的国际商务讲师，也是该系创办以来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这是否意味着是你代表中国学者进入国际商务研究领域？ 董：我被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管理系聘为讲师，主要得益于我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除获《国际商务评论》2007年度最优秀论文奖外，我还在《亚太管理期刊》、《亚洲商务管理》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国际商务讲师这一职位吸引了9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应聘者，我能从中脱颖而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以前，我们学院曾有美籍华人担任教师，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教师唯独我一人，当时在整个学院的教师中我的年龄最小。 你问我是否代表中国学者进入国际商务研究领域，我想，还不能这么说。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位中国学者，我引以自豪。长期以来，国际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大多被欧美学者垄断，作为新兴学科的管理学，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我的研究以中国企业作为主体，我期望这一视角能为国际商务研究做出更多前瞻性贡献。
温州模式的未来是国际化
金：你研究了“温州模式”的过去，那么你怎么看待“温州模式”的未来？ 董：对“温州模式”未来的探讨是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课题，同时对“（新）温州模式”的内容界定和充实也是温州市各部门与时俱进、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重要工作。 通过在温州的调研，我了解到温州已有一些具备国际视野的民营企业在企业国际化改革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温州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智者见智、能人辈出。在我看来，借助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著名企业对前瞻性学术成果的重视，通过国际学术平台，介绍和总结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实证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可能促进温州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对此，我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温州民营企业家“率先一步”，参与和支持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研究，为温州企业科技管理创新、提高国际知名度推波助澜，为“温州模式”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 金：能谈谈你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吗？ 董：家乡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为我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科研素材。我想把“温州模式”的研究继续下去，希望能成功。回英国后，我将尽早立项，成立课题研究组，并申请欧盟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基金。我希望用二三年时间完成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和企业发展国际比较等课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