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康山傍宅与为邻，口岸新签怒忽嗔，明白安详江广达，散商依旧总商人。”
这首《扬州竹枝词》写的是清乾隆末至嘉庆初（1800年前后），扬州盐商聚集炒卖盐引（取盐许可证），牟取厚利的情形。
“江广达”乃乾隆年间盐业巨子江春家族的盐务商号，“康山草堂”是江家在扬州城拥有的众多豪华别墅中最著名的一栋，周边盐商宅邸扎堆。所以词中的意思大概是，新的盐引一旦到了，散商们便蜂拥争抢，不惜怒目相向，但总商江春始终气定神闲，一切尽在掌握。
扬州江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势力？为何“散商依旧总商人”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总商”渊源
早在明末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推行盐政改革，以“纲法”取代“开中折色法”，即规定每个盐业口岸可分配一定数额的盐引，由主管财政的户部向资本充足、有能力认购和运输食盐的在册商人颁发。
到了清朝初年，新政权沿用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康熙十六年（1677年），全国各大盐运使一共任命了24名盐商首领，称“总商”，其余合法盐商则称“散商”，分别归入24位总商名下的“纲册”中。此举目的，是让最有权势的商人为其余商人负责，转嫁盐政当局的征税负担，盐运使也不用为每天要与数以千百计的中小盐商打交道而头疼了。
扬州借两淮盐业之超强实力，贵为全国商业重镇，扬州的总商自然是群伦领袖了。较早出名的有程之韺，他承接父业，出任总商20年，最大的功绩是组织盐商捐输金钱，支持清廷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造反的“三藩之乱”（1673—1681年）。
他的孙子程梦星是康熙后期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是地道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下海”接管家族生意，斥巨资修建了18世纪初扬州其中一座最大的园林，并成为康熙、雍正两朝全国文人圈中公认的大腕。与程梦星同时代的汪应庚，则是18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总商，以大力推动救济灾害及促使寡妇守节等公共事业而闻名。
但与乾隆年间崛起，“身系两淮盛衰五十年”的“首总”江春相比，程、汪两家似乎又稍逊一筹了。
所谓“首总”，是在乾隆朝中期盐商群体进一步集权化后，朝廷授予总商之首的职衔。常年担任“首总”的江春，在乾隆六下江南时，至少五次让皇帝在江家遍布扬州的各处秀美园林中，好好享受了一把。其出手之慷慨，排场之铺张，大有赶超康熙朝宠臣曹寅之势（详见本报2014年1月13日D7版《钱随盐转扬州梦》）。
得到皇恩眷顾的江春，堪称18世纪后半期整个扬州社会说一不二的人物，号令盐商，谁敢不从？所以时人才有“明白安详江广达，散商依旧总商人”的感叹。
富可敌国
明代文人笔记有云：“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说的是扬州盐商主力之一的徽商（新安江发源于徽州，故徽商别称新安商人），明代已有家财上百万两的巨富。
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由此可知，扬州盐商富豪榜的资产门槛，已由明代的百万两，升至清代的上千万两，足足提高了十倍。
江春家族既为乾隆朝扬州总商之首，家底非同一般，拿出三五十万两银子来摆摆阔，讨皇上欢喜，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江春“急公报效”，自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九年（1773—1784年），他先后七次与众盐商集体捐款，一共捐银1120万两之多，“百万之费，指顾立办”。
另有估计说，长达五十年的盐商生涯中，他在救灾、水利和军需方面，至少自掏腰包出了100万两白银。比起两百多年后那些政商两界通吃、热衷抛头露面的中国“首富”“首善”们，真是不遑多让。
继江春之后，势力较大的扬州盐商“首总”，当数鲍志道父子，他们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扬州社会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还有至今犹存的扬州城内著名园林“个园”的主人黄至筠。后者因长期垄断“首总”的位置，涉嫌滥用职权、贪污腐败，于道光二年（1822年）遭到中央官员弹劾。此时，两淮乃至全国盐业已由顶峰滑落，积弊日深，新一轮大改革即将到来。那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自程之韺到江春，再到黄至筠，前后大约150年间，扬州盐业总商世家叠出，各领风骚，历来有所谓“八大总商”，或“三十总商”之说。但到底是哪八家，无论是官方史籍，还是民间野史笔记，都无明确说法。只能解释为，这些数字只是传统习惯上的约数而已，正如由盐商大量金钱培植起来的“扬州八怪”，并非只有八人，而是清代“扬州画派”的总称一样。
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江春等“八大总商”为首，扬州盐商的财富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著有《天工开物》的明朝杰出科学家宋应星曾估计，明万历年间，扬州盐商总资本不下三千万两。清代文人则认为，扬州盐商总资本最多时可达七八千万两。而“康乾盛世”顶峰时期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户部库存银不过七千八百万两，中央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四千余万两。
盛极而衰
因此，扬州盐商（又称淮商）与广东行商、山西票商一起，并称清中期全国三大资本集团。直到民国时期撰修的徽州《歙县志》中，仍评论说“彼时盐业资本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
它们三家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共同法宝是，紧密依附皇权——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就是千方百计搞好政府公关。
如山西商人清初曾拥有“皇商”身份，为内务府（主管宫廷事务）指定的采购商；广东行商经营外贸上缴的关税，直接转入皇室的私人库房，故称“天子南库”；江春等盐商竭尽财力接待皇帝南巡，报效公家，用心何曾是两样？
乾隆三十年（1765年），江春获授予布政使衔，另一徽商胡雪岩于光绪四年（1878年）得到同一职衔。世人只知胡雪岩“红顶徽商”的雅号，岂料原籍徽州歙县的江春戴上“红顶”比胡氏足足早了113年。
但与山西票商的“土气”、广东行商的“洋气”不同，徽州人“贾而好儒”的深厚传统文化底子，让扬州盐商有钱也有闲，玩出很多新花样，他们在扬州一是大兴土木，建城造园，二是大手消费，攀附风雅。
扬州盐商毫不吝惜的文化消费，带动了诸如“扬州八怪”等杰出艺术流派的兴盛之外，更有一件影响中国传统戏剧变革的事件，值得大书一笔。
原来，扬州的盐官及盐商，为接待频频南巡的皇帝，也为自家享乐，蓄养戏班，蔚然成风。这些家庭戏班既由徽商为主出资，多以徽州伶人担纲演出，故称“徽班”。当年乾隆下江南时，在扬州常看徽戏，印象深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庆祝八十大寿时，召扬州三庆班进京祝寿，随后春台班、四喜班、和春班等陆续自扬州进京，号称“四大徽班”。后来中国的国剧——京剧，即由此次徽班进京为起点，再融合若干剧种演化而成。
“四大徽班”中的春台班，最初就是由江春出钱征集扬州名伶组建的。但江春本人，已无缘亲眼目睹徽班进京的盛况了。就在乾隆大举贺寿的前一年（1789年），69岁的江春在穷困苦闷中辞世，一代巨富，“卒之日，家无余财”。
这位誉满淮扬、名闻海内的扬州盐商领袖，晚年为何如此潦倒？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