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CEO张朝阳的管理常态:不断地自我删除



  采访几经周折,被安排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早到了半小时,在搜狐大厦的楼底下候场,商量着怎么对付这个江湖老油子。从来,张朝阳都是搜狐最大的品牌发动机。他应付媒体太有经验了,要他敞开心扉,在两个小时里诉说自己十几年的奋斗史,可不容易。

  最近两年,张朝阳开始冷落时尚媒体,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和产品投入更多精力。获得北京奥运赞助商资格,推出用户数庞大的搜狗输入法,网络游戏也做得有声有色,张朝阳鼓吹了数年的搜狐“矩阵”初见成效。2008年,公司10周年庆,搜狐业绩和市值首超新浪,其股价更是一度摸高91.50美元。

  现在是张朝阳的第二春。无论在股东、员工还是公众面前,他都说话管用。要知道,一直以来,中国互联网新闻门户的风头被新浪抢尽,利润丰厚的网络游戏则被网易、盛大等瓜分,后起之秀百度、腾讯更是以极具侵略性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权倾一时。张朝阳重回舞台中央的难度,简直不亚于当年让搜狐赶在纳市崩盘前上市。

  过了一会儿,有个穿粉红T恤衫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的样子很逍遥,一手拿着星巴克,一手插裤兜里——这不就那谁吗?我们尾随他进了电梯,不事声张。电梯里起码有十个搜狐员工,可没一个人跟他们的老板打招呼。倒不像是怕他,因为大家照样说笑,小声谈论着中午的饭菜和彼此的衣着。他独自站在电梯的最外头,几乎紧贴镜面,可他既不打量自己,也不回避目光。他只是站在那里,对别人和自己都习以为常的样子。

  一出电梯,右首走几步竖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保持安静、绕道而行”。再往里走就是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的办公室了。后来,他自己跟我们说,他怕热闹,人家一闹腾就会影响他思考。“我是一个有距离的人,不会跟人特哥们。你看那些中国企业家,我从不跟他们扎堆。”

  这样一个“孤独散步的思考者”的形象,和媒体上那个热衷作秀的张朝阳太不一样了。瞧瞧他的多彩人生:送女明星首饰、半裸登上时尚杂志、“快乐号”游艇……就算他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也至少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特别愿意跟娱乐圈打交道,喜欢作秀,享受别人对自己的关注。

  假使他是个缺乏控制力、耽于享乐的人,他怎么可能在互联网的同代人都渐已沉寂还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

  用他自己的话说:“你们老觉得我肤浅,其实我老谋深算。”

  既然他自认深沉,我们就问了他一个深沉的问题:“当你对华尔街失望之后,在东方的精神资源里找到了什么支撑?你觉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斯。韦伯?”

  张朝阳整整沉默了半分钟。他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最后他开口了,开始大谈人生终极问题,如自由、权力、婚姻、儒家文化……总有两个张朝阳。一个张朝阳需要另外一个张朝阳的救赎和掩护。

  一个张朝阳入世,冷血而理性,追求掌控和效率,充满世故心机。一个张朝阳出世,行云流水,孤独沉默,游戏人生。一个张朝阳是形而下,一个张朝阳是形而上。一个张朝阳该干吗干吗,一个张朝阳想干吗干吗。一个张朝阳是行动者,一个张朝阳是思考者。一个张朝阳是快意的唐璜,一个张朝阳是忧郁的哈姆雷特。

  在快乐的猪和痛苦的思想者中间,张朝阳拒绝成为任何一个。

 搜狐CEO张朝阳的管理常态:不断地自我删除

  十年前,他曾经因为焦虑而过度分析自己,现在,他正在“从思考到不思考”,“把奋斗变成不奋斗”,同时坚持吃素、运动和一切俗世的享乐,争取活到150岁(嗯哼!)。他自己说:“以出世的态度入世。最后,商业竞争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的负担,就觉得好玩。”

  无论华尔街、佛教、克里希那穆提、儒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信徒,哪头的好,只要对他有利他就打算使用。这么看来,他倒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呢。

  以下为张朝阳的自我分析:

  我不断删除自己,到现在,还没删完

  1999年有个女记者写我的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题目不好。什么叫做“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我当时知道为什么而奋斗——我为了追求公平而奋斗。

  我那时候还是海归派,刚回来不久,后脚还在美国,特别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当时我已经出了很大的名气。但是,利还没有获得,金融不安全感深刻存在着。1999年尽管搜狐融资很多,但是作为公司CEO,我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没有消除。

  后来我说过一句话:我在名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的确是这样。用了8年,现在金融不安全感彻底消除了。现在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知道要干吗。自然界给人的寿命大概一百多年,就是四万多天,这四万多天是不是高兴?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自然界的杰作,但是这个杰作能不能活到一种最行云流水的状态?

  我的奋斗就是要把奋斗变成不奋斗。我现在跟几年前完全不一样。几年前,我每天很早到了办公室,随时找我都能找到,几点、下一步干什么,一切都安排好。现在我把主动权收回了,只有我去找谁开会,我要不去找你,你是没有权力找我开会的。甚至你发一个短信,我都有权力不回。

  我拒绝跟任何人吃饭。以前有很多广告商要见,现在广告商我都不见。见广告商可能会帮助这个季度的销售,但是我对这个季度和下个季度的销售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公司长久的竞争力。我在外面喝咖啡,有时候碰到一些人,他们要跟我谈跟搜狐合作的事情,我从来不谈——这是我下班时间,你跟搜狐合作,应该去找相应的部门。

  这样一来,我可以不被干扰地来关注我认为这段时间公司最重要的事情。我努力做到每天在我专注工作的这几个小时里,能够达到绝对100%的关注。这样的话,我能想到以前想不到的事情,这样才有创造性——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提供创造性。我现在有一批管理者帮我运营公司,不需要我来运营。就像一个轮船,我没事拎着榔头在里头走来走去,走到哪里敲两下,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如果我现在全然退休的话,肯定活得更高兴,因为我有太多兴趣了——思想、音乐、运动、穿越、散步、蹦迪。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的,希望把公司做得更成功。

  我还需要证明自己吗?这个世界不是由黑白构成的,在证明和不证明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地带。我相信,我在中国做企业的人或者做政治的人里面,我需要证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是最弱的。

  中国很多做企业的人其实活得很累,因为他们在证明的道路上拼命奔跑。

  他们都在一种价值观下朝前走。这个价值观是社会定义的,源自从小父母的教育、学校老师的教育、中央电视台的教育、报纸杂志的教育。这就像一条河,一棵大树横过来架在河上,就这一条道,无数蚂蚁沿着大树爬,看谁先奔到对岸——可我连这棵树都砍了,还有什么道?我干吗要过这个河?大家都是在一个价值体系下往上爬,而我是没有价值体系。这样我焦虑很少、活得很轻松、很年轻,我到七老八十,活得跟小伙子一样,大家都愿意来听我讲课——可能那就是我的归宿。

  我追求的是——首先要把“必须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责任和义务从我的辞典里删去。这几年我就是一个不断删除的过程。目前来说,还没有删完。比如说,我的自由就必须建立在我江山稳固的基础上。“必须”二字还是在我的辞典里:我必须得从善如流,必须得处理各种“政治”,各种管理方面的事情我必须得去掌控才行。

  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还是需要有一些证明。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做我自己的人体实验。一个人健康是怎么来的,思维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影响。我就想做一个实验:当我停止思维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得病了,也不衰老了,可能也不死,就会活得很长,活到150岁。

  到今天,只有我没被干掉

  今天,想想那些当初一起出道、如今逐渐沉寂、下落不明的人,我当然是得胜者的心态,肯定是很牛,很得意的。2000年互联网的冬天,谁都说张朝阳是最弱的、最先死的,可是活得最久的就是我。

  说到我自己,我这人心理上有过很多沉重的包袱,但是我吸收了很多东方的智慧,才导致到今天我依然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不被干掉。

  从1999年到2002年,我面对的是西方沙文主义。那是一种西方百年商业成功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MBA教材,它对于中国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博弈性没有真正理解,往往显得粗暴、武断。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面对这样俯视的挑衅,就像是学生面对先生,被拿着尺子抽了一顿。我的董事说一句话,我要特别认真对待,如果不认真对待,说着说着把我CEO就说没了。

  到了现在,搜狐的董事会就剩下一个外国人,其他都走了。这当然是我争取过来的。本身我这个人就不着边际、异想天开、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我摆脱压力、能自由决定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华尔街。在搜狐的建立过程中,确实吸收了西方的商业理论。它有硬指标,不像中国那么玄妙。在它的框架下运作特别累,但也特别务实、特别具体、特别解析。但是我也看到他们的两个弱点:一个是看局部不看整体,一个是看时间点不看时间段——这就像拳击和太极拳的差别。但是,终极意义上,二者是相通的。西方很多在制度下的博弈过程、人的权利争夺和在表面规则背后的性格碰撞、地盘争夺、互相倾轧,跟中国是一致的。

  在2005、2006、2007年我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施展我的管理哲学的——现在几乎可以算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了。但是之前,我不能施展。之前我是狼狈的状态,2001、2002年我是被推着走的,你应该干这个,你应该干那个,公司季度怎么办,这个董事说话,那个董事说话,这个人要离职了,那个人要招聘了,一天到晚各个部门需要我具体地管。

  这几年搜狐的管理越来越下沉。

  管理无非就是一件事——经过大浪淘沙,把公司里聪明能干、有品德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让这些人看到公司的希望,愿意保持一致、拼命地工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自由抽出身来,隔一段时间挑一个主题跳进去。比如说,我在2005年、2006年尤其2007年关注技术和产品,就会跟很多技术人员讨论问题。比如在奥运期间做宣传,我就会跳出来当记者。

  我希望我不是一个瞎忽悠的老板。我言而有信,就像商鞅,说你把这根杆子抬过去我就给你金条。我有特别温和的一面,也有特别理智和冷血的一面,我冷血起来特别冷血。不过,最近几年,我认为我性格里面有点宽松的、柔和的、像水一样的东西,这些方面不适合公司的发展,所以我安排手下有些人比较强势,弥补一下我的行云流水。

  有人说我是铁腕人物。其实权势这个东西,往往表现出来特别有权势的人实际上没有权势,表现出来比较温和随意的人是有权势的。我宁愿是后者。对于权力,我已经快到收放自如的阶段了。这是一个从思考到不思考的过程。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没人能真正了解我。我觉得我很适合做特工,我的感受特别隐蔽。我不愿意别人了解我。我是跟人有距离的人,不会特像哥们。就算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活明白了,但是我还是不可能跟你和盘托出——要解释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那恐怕要等到我百年之后了。

  所以,奇怪的是,外界所说的我的艰难时刻,跟我自己感受的艰难时刻,有时候根本不搭调。

  我曾经面临人生的刀锋。从1999年到2002年是我人生的噩梦。那几年过得比较惨——人都彻底凉了,头都要炸了的感觉,每天睡不好觉,每天应付很多事情,每天到公司都特难受,还要装得跟正常人一样,不敢被别人知道。那时候我身心憔悴,被折磨得不行了。从2002、2003年开始,我逐渐自己着手医治创伤、恢复。

  我看了很多书。我不看小说,不看任何臆造的东西,我只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开始,我看心理学、社会学和西方经济学。过度分析自我,结果搞到走火入魔。直到2007年,我内心深处发生了一场革命——我接触了佛教的精神和释迦牟尼的思考方法,觉得它更能反映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它让你停止思考,因为思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后来印度的东西又让我茅塞顿开,我看了克里希那穆提(注:世界著名性灵导师)的书。到了2008年,我真正(从过度分析自我中)恢复。

  我常常一个人散步,边散步边想这些问题,花时间了解自我的历程。这么多年来,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了了解我自己上。你也可以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所有的价值观都打破了——包括自我。我没有自我,我努力消除自我。

  当然,我肯定是入世的。我在董事会上绝对不会大谈佛教。我在入世的时候是需要策略的:声东击西、孙子兵法、太极拳、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在入世的层面,我追求人生的掌控和效率,但是在精神层面,我强调空性。一手是克里希那穆提,一手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最牛的一句话就是“走为上”。不是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就是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负担,就是好玩。

  长期以来都有人说我肤浅、作秀,我就是觉得好玩,这是我的一个活法,我现在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在企业界,我可能有点非主流。我不扎堆。老实说,那些人的味儿我都不喜欢。我是个对气味非常敏感的人。我吃肉吃得很少,我还通过运动排毒,人就特别清爽。我连睡觉的规律都打破了,没有说什么时候睡觉,都没有规律。我每天只需要睡三到四个小时。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10年前,命运没有安排我们这批人进入互联网,我们会去干吗?我肯定是离经叛道的人,肯定会创业,因为生意是给人自由的。我是向往自由的,我是真的向往自由的。

  张朝阳语录

  我是自由主义者。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所有的价值观都打破了——包括自我。我没有自我,我努力消除自我。“

  如果10年前,命运没有安排我们这批人进入互联网,我们会去干吗?我肯定是离经叛道的人,肯定会创业,因为生意是给人自由的。我是向往自由的,我是真的向往自由的。“

  在企业界,我可能有点非主流。我不扎堆。老实说,那些人的味儿我都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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