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已经廉颇老矣，大多已经把权力移交给第二代掌门。如何选择第二代掌门人？第二代掌门如何革弊创新，给第三代打好基础，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康乾盛世”，诞生了两个盛世伟人：康熙和乾隆。此二人均在位60年，把一个大清帝国治理的风调雨顺，民富国强，甚至连西方殖民霸主英国派使臣来行朝拜之礼，希望可以通商做生意。可是人们在看着这两位高高在上、光彩辉煌的帝王的时候，却不知道其间有一个甘于牺牲的雍正皇帝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雍正成功地化解盛世危机。我们权且把清朝称之为大清集团。自康熙8岁就任大清集团CEO，先是除鳌拜、平三藩，把集团内部的元老之争彻底解决；接着又广开科举之门，把并购了大明集团后存在的企业文化差异问题进行了大幅度整合；最后以西征准噶尔、北逐俄罗斯，南收台湾，极度扩大并奠定了大清帝国的垄断市场地位。表面看去，大清帝国一片太平景象，实际情况却是：集团在连年的高增长后，增长率开始放缓并呈现停滞状态，集团业务也一直没有新的增长点。集团运营成本逐日剧增，集团高管大都抱着守成的想法贪图享乐，奢侈之风盛行。可康熙这位CEO，身体却日渐衰老，已无力再行改革。雍正性格坚忍，做事认真而执著。他依靠铁石心肠的意志进行重组改制针对当时大清集团的积弊，雍正思之再三，提出了摊丁入亩(流程再造)、火耗归公(财政改革)和创立军机处(机构重组)三大方案，从根本上控制住了集团的运营成本。摊丁入亩，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改为土地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火耗归公，将征税时的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大区经理(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雍正为了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创立总裁办(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实现了高度集权化下的扁平化管理。军机处，作为CEO(皇帝)的秘书班子，为CEO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旨意。
雍正认为，治天下惟管理，管理之道在于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人用好了，激发出了创新和谐的氛围，集团业务自然不用担心。所以雍正在逐步实行上述重组改制的同时，大胆起用新人，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显著的三个特点：1、不要奴才。在雍正看来，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只是个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备加爱惜的。2、不看资格。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中高管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3、不要为皇帝而做官。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康熙时代虽然是一个盛世时代，但康熙后期已经呈现泰及否来的迹象。雍正时代就是第二次创业的时代，在巩固康熙时代劳动成果的同时，去除积弊，不扰民，让百姓逐渐富足起来，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强盛。雍正继位时，诺大的一个大清帝国，国库存银不到五百万两。13年后当乾隆继位时，国库存银已经增长了十几倍，达到了近五千万两。与此同时，通过摊丁入亩等新政，实现了人人平等交税，使税收大幅度增加，却没有增加百姓们的负担，百姓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