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热情高炽的三一重工[33.50 3.24%]总裁向文波，却迎头遭遇了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泼来的一瓢冷水。
2009年3月9日，在全国人大湖南代表团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敢说敢为的向文波，抓住发言机会向前来参会的王岐山副总理“要钱”，希望政府能为三一重工这样试图去海外进行并购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受金融风暴影响，海外许多具有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势的企业因现金流陷入了困局，而中央政府又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国内企业乘机去国外进行“抄底”收购似乎是一项合情合理的愿望。但这位主管金融事务的副总理却对向文波和三一重工的能力及信心进行了一连串的质问：“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了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王岐山担忧，如果不能做到知己知彼，“这种信心会让我害怕。”
向文波因博客而扬名天下。在2006年那场凯雷对徐工的著名跨国收购案中，这位悍勇的湖南人横刀杀出，利用自己的博客在互联网上挑起了关于“产业安全”的舆论大战，并最终使这次收购流产。向文波因此被很多人视为“民族主义的代表”。但仅仅两年后，这位“民族主义者”的心中却开始汹涌着国际化的冲动。
此一时，彼一时。面对大好的跨国收购良机，向文波迅速弃盾持矛。
国企垄断愈演愈烈
向文波在两会上被“泼凉水”的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多数人对其“不自量力”的言行表现出否定和批判的姿态。
其实，中国企业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该不该走出去”、而是“如何走出去”？经过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大增，也有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资本进入全球商业领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即使是王岐山副总理，也并没有对向文波的跨国并购想法进行直接否定，只是提出了善意的建议。
这则新闻的真正意味，在于透露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看法。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崛起，自然需要庞大的资源和能源作为支撑。而作为一个资源和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中国一直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和能源。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滑落，石油价格连最高峰时候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铁矿石等也在降价，这为中国的全球能源布局提供了绝好的良机。
另外，铁矿石、铜矿等硬资产在收购后的运营上，对管理层的要求相对比较简单，也符合大宗商品周期。此时，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收购，自然成为整个国家境外收购的重中之重。
但这样的“历史使命”，只可能交给中铝这样的大型国企，而不可能交给像三一重工之类的民营企业。
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民营经济一直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深受偏见、歧视甚至打压的一部分，国企的垄断一直压制着民营资本的发展，并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去年和今年经济危机肆虐之下，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开始一波对中小企业兼并整合的浪潮，而中小企业中很大一部分便是民营企业。比如中国电力巨头中电投，在2008年一口气完成了5次收购，自称为“资本运作最为成功的一年”。
更有学者以为，如今的经济政策已经被庞大的垄断利益集团所“绑架”，民营资本在这样的“铁桶”中更难有作为，以至于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刘永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
因此，作为一家盈利能力良好的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在国内虽然尚无被人收购之虞，但它想要获得政府支持进行跨国收购，仍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海外并购需补功课
在国有资本挤压和政府政策歧视之下的民营资本，自然心有不甘、奋力疾呼。而在两会期间，这些身兼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们，更是毫不顾忌地表达着他们的渴望。
去年12月24日，向文波就在自己的博客中撰写了《经济危机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的文章。而在今年两会期间，他更是频频提起海外投资这个话题。
另外，全国政协委员、东方集团[7.52 -1.18%]董事长张宏伟也在两会期间表示，“原来需要6亿美元收购的项目现在1亿美元就能买下来”，该集团将在2到3年内完成海外并购，但“收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能贷到多少资金”。
而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有传言称，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吉利集团，正准备趁机收购福特汽车旗下的沃尔沃品牌。今年两会期间，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宣称，“只要有利于公司发展，有利于股东权益，我们就会考虑各种各样的战略选项。”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吉利高层就造访过沃尔沃位于哥德堡的总部，但对方当时开出了60亿美元的高价。事过境迁，受金融风暴影响，这个卖价自然会缩水。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美前商务部副部长杰弗瑞8226;格登如此提醒中国企业：在缺乏海外收购经验的情况下勉强为之，尤其在已经成熟的市场，“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海外并购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诱惑。但如何做好境外收购，恐怕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弥补：
首先是文化差异的冲突。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后陷入僵局，其创始人柳传志承认，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文化的整合问题，“外部经理人的文化与联想本土文化如何有机融合、并行不悖，我也没想透”。
中国企业倾向于“企业家化”，企业文化以强大的家长制和强调个人忠诚为特征，这与大多数西方企业强调“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文化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需要时间、毅力与耐心。
其次是国内外的法律障碍。海外收购必须面对西方国家严格且相对透明的法律体系，这对擅长于潜规则和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显得尤为不习惯。
再者是公关和传播能力的欠缺。中国企业在进行收购的过程中，对媒体通常采用比较低调甚至是沉默的做法。有专家分析，对公众沉默是海尔跨国并购美泰克失利的主要原因。无论中外媒体如何轰炸，海尔始终以沉默示人，这一招秉持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与谨慎作风，但在美国公众看来却是海尔在回避问题。这不但导致了海尔的最终败北，也丧失了一次向世界宣传与推广的良好机会。
另外还存在着国际管理人才极度缺乏的困扰。李焜耀在总结明基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部门失败的教训时，提到国际人才的培养必须加速；而并购后的TCL人才也严重不足，以致于以往需要具备3至5年工作经验的人员才可外派的规定，很快被缩短为1年。
王岐山副总理如此“调侃”向文波：“如果对方的工程师辞职了，难道你还要从长沙派人到国外去，让整个企业都讲湖南话？”
民族主义情绪作茧自缚
针对向文波被泼冷水一事，海外媒体十分关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甚至用了一个很惊耸的标题：《中国，你要买下世界吗？》
其实进行跨国投资最大的风险还不是上述种种，而是巨大的政治风险。而导致这些政治风险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被投资国家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在作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内有“民族主义者”之称的向文波，如果在国外展开收购，很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的“向文波们”弄得焦头烂额。
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有泛滥之势，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达娃之争”和凯雷收购徐工案。
在一场经济利益之争中，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高高举起了“保护民族品牌”的大旗，煽动起“义和团般的民族对抗情绪”；而向文波则在一场你情我愿、事不关己的收购案中，大谈国家产业安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成功地搅黄了这桩买卖。
当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时，我们“情难自控”，任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当我们也作为“国外资本”进入其他国家时，才会发现对此不胜其扰。尤其是在一些能源矿产丰富，但经济十分落后、政局十分不稳定的非洲或南美洲国家，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轻则会无端地被加以政策上的限制和刁难，重则会招致商品被烧之类的“群众暴力事件”，更严重的有可能面临资产被没收、债务被单方面废除的巨大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向文波今天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便是为明天进行海外投资作茧自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