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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经常调换高管人员。但每次不管怎么调换，在新任高管人员名单中，总会出现一个名字——薛荣兴。此人便是现代汽车集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旅居韩国的第三代华侨。
曾几何时，受总部领导人官司的影响，现代集团中国公司发展一度失控。在此危急时刻，薛荣兴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牢牢稳住了现代集团在中国的所有重大项目，成为现代集团实施“中国战略”的关键人物。
禁令中找商机
薛荣兴虽然生于韩国，但对中华文化既不陌生，也不疏远。“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家必须说中文，出门才讲韩语。”薛荣兴告诉记者，“我现在也有儿孙，我也要求他们和我一样，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能开口说中文。”
1968年，薛荣兴大学毕业，就业难题摆在面前：作为华侨，他进入政府机关和大企业工作的机会，几乎是零；即使能幸运地进入，也不过是做翻译工作，绝难从事管理与决策的工作。
不喜欢做翻译工作的薛荣兴，和大多数华侨子弟一样，走上了开餐馆这条传统的创业之路。“尽管开餐馆不赚大钱，却让我足以养家糊口，不为生计犯愁。”薛荣兴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餐馆走上正轨后，薛荣兴索性把它交给夫人全面打理，自己开始尝试在其他领域一展身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旅游在韩国还是一片空白，薛荣兴瞅准这一市场，开办了一家旅行社。他利用侨民身份，借助一些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到东南亚等地开拓客源。
同时，他又介绍腰包渐鼓的韩国人，去东南亚旅行。由于薛荣兴的举动具有开创性，1999年，韩国国家旅游观光部特意对他进行专门表彰。
到了八十年代，港台武侠电影在韩国兴盛一时，但为了保护本国电影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对港台电影采取了限制性的政策措施。薛荣兴虽然不懂电影，却看好电影市场，他在禁令之中，发现了商机。他很快联系了港台武侠明星与韩国电影制作人合作。这样，既规避了禁令，又成功地让华人电影打入了韩国市场。
有意思的是，20年后，韩国影视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走的正是薛荣兴当年创下的路子。薛荣兴向记者坦言：“如果当年没有投身现代集团，我现在很可能正从事融合‘韩流’与‘汉风’的事业。” 不过，此话已是戏言。薛荣兴之后遇到一个极为赏识他的人，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结缘“现代”创始人
薛荣兴祖籍山东，在他身上，有着山东人讲信义、重情感的秉性，因而深得韩国朋友的尊重。一个偶然的机会，薛荣兴结识了韩国工商界的一个重要人物——郑梦九。此人的父亲郑周永，是世界著名企业——现代集团创始人。薛荣兴和郑梦九可谓一见如故，后来两人经常相约喝酒聊天。
比薛荣兴年长5岁的郑梦九，认准了这个中国人不是平庸之辈。于是，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了薛荣兴，很快就得到了父亲的应允。一天，郑梦九神秘兮兮地出现在薛荣兴面前，“我父亲叫你到现代上班”。这令薛荣兴喜出望外。
欣喜之余，薛荣兴严肃地提了一个条件：绝不做翻译。郑周永同意了，并直接任命他为常务顾问。一个华侨，越过了韩国企业极为看重的代理、课长、次长、部长、理事这些职位和层级，一步“空降”到高级管理层。薛荣兴成了韩国华人社区的头号新闻人物。
但薛荣兴却觉得，“顾问”头衔有点像给退休人员的荣誉职务。他更想领导一个独立的部门，让自己可以像将军一样冲锋陷阵，拼杀在一线。
郑周永没有让薛荣兴失望，很快委以重任，把负责大中华区的工作交给了薛荣兴。而薛荣兴也不负所托，短短几年，就把现代集团的挖土机、地铁、越野车等重工产品打入了中国市场。
这其中，有件事情一直令人津津乐道：1997年，薛荣兴不负众望，为现代集团成功拿下了一笔海外订单，涉及资金3.6亿美元。在返回韩国时，他坚持要求随身带回1亿美元的定金。一个半月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元对美元汇率从800:1狂跌至1700:1，而薛荣兴带回的1亿美金在1600:1时卖出，现代集团在还没有正式按订单生产的情况下，单靠炒汇就已经大赚了一笔！
当年，众多韩国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然而，现代集团却幸运地挺了过来。薛荣兴带回来的这1亿美金，犹如雪中送炭，帮了现代集团的大忙。
进军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郑周永将现代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所有项目和业务，全权委托给了薛荣兴。“当时中国刚刚开放，法律和政策方面，我们都还不够了解。”为此，薛荣兴尝试设计了三种企业经营模式:在青岛设立独资公司，在上海设立合资公司，在广东设立技术合作公司。
尝试结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最后，青岛厂不得已被关闭，亏损了7800万美元，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管理、技术等内部经营的事情，可以全部由我们来做，但对外部事务，比如怎样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还是由中国人来做比较好。在青岛亏损的7800万美元，买到的就是这个经验、教训。”有了经验、教训，薛荣兴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顺畅，以至于以后一系列“薛荣兴式的现代速度”，让对手们招架不得，疲于应对。2003年，北京现代整车产量达到55000辆；2004年，达到15万辆；2005年，达到23万辆；2006年，达到30万辆。此外，一座年产30万辆车的悦达起亚新厂，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今年10月可以启用。届时，北京现代年产量将达到60万辆。
薛荣兴最初的梦想，是在2010年，现代在中国实现年产100万辆整车。而这一梦想，有望在2008年提前完成。薛荣兴十分看重现代汽车在中国的成功，也非常自豪现代带给中国的全新经营理念。
低调的“二把手”
作为成功辅佐过现代集团两代领军人的“老臣”，薛荣兴为人一直低调，很少公开亮相。
回忆自己的一路打拼，薛荣兴说：“在韩国，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佩服一个外国人。有时候，一个外国人，即使做成功了，他们的反应也不会很热烈。”因此，从一开始，薛荣兴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好到让人吃惊，直到对方服气为止。
“越是他们办不到的事情，你给办成了，他们就越服你。”对于金钱，薛荣兴并不轻视，但也看得不重。他从来不会为钱而改变原则：“钱，不是我的，看都不看；是我的，一定要拿到，不拿就是傻瓜一个。”
在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的总部，薛荣兴有一间面积仅次于郑梦九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墙上，提醒自己：“无论有什么事情，都要能够忍过去。”这也是他始终保持低调的一个原因：“低调一点，大家的摩擦就少一点。”
因为总是低调，直到今天，大家才慢慢知道现代汽车集团的高层中，有个位高权重的华人“二把手”。但在薛荣兴看来，这很正常。“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尊老爱幼，界线分明，大人说话，小孩子一般没有插嘴的机会。少说话，多办事，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没有必要去考虑。”
永远有颗中国心
薛荣兴在现代集团的成功之路，也为韩国新一代华侨树立了榜样。“我带了一批能人到现代去，为华侨在韩国大公司就业打开一条路子。现在，很多华侨子弟都在韩国的大企业工作，尤其中韩建交后，华侨的就业率和地位都提高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薛荣兴是一个爱做大事、整天忙碌的人物，而在中韩两国合作的许多领域，他奔波忙碌的身影更是时时可见。
当年，为了推动中韩建交，他整天忙个不停，“我的国籍虽然是韩国，但我流着中国人的血，哪能不为中国办事？”
有一年，得知中国贸促会等机构要到韩国设立代表处，薛荣兴马上对这些机构的负责人说：“就在我们现代集团大楼设办公室吧，我来安排！”说做就做，装修房间，添加办公设备……都是薛荣兴亲手操办的。等中方代表到达韩国时，办公室早已安排就绪，所有人不禁感叹：如果没有薛荣兴的热心相助，我们来韩国办公还不知要拖上多长时间。
近年来，薛荣兴多次为中国教育事业捐款捐物，他说：“现代汽车集团将继续努力推动中韩两国经济交流，推进中韩友谊发展，同时不断加强与中国慈善组织合作、捐赠慈善基金会、赞助体育赛事等，回馈中国人民。”
为此，薛荣兴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首尔华侨协会副会长、中华粮食业总会副会长、韩华狮子会会长、华侨救国联合总会顾问、韩国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只要能为韩国华侨华人事业尽心尽力，我豁出去了。”
2006年，薛荣兴回山东莒县省亲，家乡的一草一木让薛荣兴感慨万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到处都能感受到亲情和乡情。海外游子无时不在挂念祖国故乡，每当有机会能为家乡人作出一点贡献的时候，都会感到无比自豪”。为此，他有感而发，挥毫泼墨题写了四个大字——“故乡情浓”。如今，年过六旬的薛荣兴依然宝刀未老，“立足中国，放眼全球”，仍是他带领下的现代集团中国公司的铮铮誓言。人们期待这位爱国华侨，为中韩两国人民交流继续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