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13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辞世，享年94岁。
作为一个自由派学者，萨缪尔森是凯恩斯学派的集大成者，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开创者。他主张政府积极有为，曾在1970年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传统的放任经济环境下，“繁荣总是昙花一现”，但对现代“复合经济”来说，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可以防止周期性衰退，并确保更多的就业。
萨缪尔森曾出任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并在1964年推动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该法案广泛被认为奠定了美国上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的基础。
美联社总结萨缪尔森一生主要成就时说：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因为萨缪尔森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于1948年出版，该书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畅销不衰，至今已发行至第19版，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销量超过400万本。
《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当代重要经济学家中只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能与他抗衡。而前者已于3年前逝世，享年同样94岁。如今，最后一位宗师也离开了。
NBD：您作为萨缪尔森那本经典教材的译者，同时也是一名经济学者，如何评价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师？
萧琛：萨缪尔森是一位善于博采众长的高手，他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则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的开拓性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成功地把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综合意味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以讨论，无论在理论意义和经济思想史意义上，都是一个里程碑。
NBD：似乎萨缪尔森的“凯恩斯色彩”更浓一些，比如在“两个剑桥之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萧琛：围绕萨缪尔森的争议始终不断。在上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而到1997年《经济学》第16版推出之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但上述争议恰恰说明，萨缪尔森的理论秉承其中间路线立场，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思维。
NBD：在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新古典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萨缪尔森是不是受到莫大挑战？
萧琛：随着岁月的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在上世纪70年代，当“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之后，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但正像前面所说，萨缪尔森是经济学综合思维的集大成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越发证明萨缪尔森的伟大。
NBD：弗里德曼以自由主义的旗帜著称，作为同时代最为优秀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何独具特色的秉性？
萧琛：作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其惊人的全面性，是经济学界仅有的“多面手”，这在经济学愈发专业化的今天尤为可贵，这保证他站在不同于常人的高度上考虑经济学问题，这也是他能够在诸多不同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原因之一。萨缪尔森并不是一个呆板的人，他不同于锁在院校中埋头研究高深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而是做好研究同时，也是一名赋予经济学以别样情趣的教育家、经济学的推广者。
大师预言
2050年中国人创造全球最高的实际GDP
在去世的前一年，也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刻，萨缪尔森专门撰文表达对中国前景的乐观。
近30年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不断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取得突破。萨缪尔森认为这是经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并坚定地认为到2050年，十几亿中国人将创造全球最高的实际GDP。
基于对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史的精深了解，萨缪尔森建议中国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定义本身而言，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是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自由论者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体制的挑战。
萨缪尔森之所以向中国推荐中间路线，显然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自由主义。正如他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如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以及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萨缪尔森的这句话写于1998年，一定意义上预言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