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卢雄鸡的傲慢遭遇了中国式的全民民族情绪会是什么结局?
宗庆后给了我们答案:这是一场如愿以偿的“和局”。
2009年9月30日,达能全面退出其与娃哈哈的合资公司。而在2007年春节后,双方初起争议时,情况对宗庆后非常不利:法国达能要求娃哈哈卖掉其在合资企业所占的49%股份,宗庆后不仅同意,并且签订了意向性合同。但随后不久,他就因意识到自己的轻率而后悔了,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挽救行动”。
在这场激烈的控制权争夺战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宗庆后:一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企业于争端,不惜调动社会情绪给自己毁约创造条件的小商人形象;一个是为民族大义和经济安全奔走呼喊的大企业家形象。前者不惜将以达能代表的跨国公司群体在中国的经营统统打上掠夺财富的印记,过河拆桥,根本抹杀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能力和民众福祗带来的巨大好处。后者则希望代表正在崛起的本土企业家群体要求全球化中正当的权利。
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位不需要被他人理解的人。创业二十余年,几乎一直独行:宗庆后没有什么企业家朋友,在公司里也没有一个团队或者旗鼓相当的副手,“连副总裁也没有”。这是这家2008年利润达到48个亿人民币公司董事长的现状。
了解他的人说“他并不老谋深算”。正因为如此,他遇到事情会有充分情绪化的反应:在2007年年初娃哈哈和达能争端正盛之时,他上门户网站视频访谈,发表种种保护民族品牌的言论,言语极端,这种扯高调,拉“民族主义”大旗的做法没有引来同情,而是招致当时媒体一片指责之声。
尽管如此,他依旧故我,用一种更为对抗与强力的方式应对指责。他的经销商和职工们在厂区里挂标语,贴大字报。一副“战斗”的架势,要让达能“滚出去”。
也许他有充分理由委屈:这个全国最大的饮料企业,几乎是他亲力亲为一手搭建,合资方几乎没有管理者能够介入——因为他嫌他们不够懂得也不愿本土化。而在发生矛盾之时,对方只想把这家如儿子般养大的企业拿走,他险些失去了娃哈哈。
过去二十年,他埋头于企业治理,以至于当他遇到合资企业纠纷这类外部事件时,他所采取的办法显得和时代格格不入,乃至遭到媒体的嘲笑。
他开始学习新知识,年过六十的他开始苦读法律,他的律师评价说:“很快掌握了较为复杂的法律知识,能够与专业律师对话”。他也学习如何进行公关——在“达娃之争”的后阶段,他学会了缄口不言,他不在乎外界的评价。
宗庆后崇拜毛泽东,对于这位领袖的著作他烂熟于心。他用商场如战场的方式经营商业,这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实行的方式本来就不用人懂。这也正是他最后能够成为纠纷中的优势方的原因。
宗庆后能充分获得商业成就,但作为商业超人的他面前仍需面对这样一个矛盾:商业成就与商业文明应该如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