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已经是时代英雄的代名词。当人们记录这个时代的时候，企业家已经得以占据显著的历史位置，如同《史记》中的“世家”和“本纪”。这个前所未有的地位，既得益于企业家的个人奋斗，更得益于社会进程授权给他们的机遇。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每一个企业家的背上都刻有显著的时代烙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特点与商业环境。
一、寻找定义的草莽时期
回顾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1984年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企业家开始了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与政治术语平分天下的进程。
——这一年，45岁的河北保定人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成为个人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并被政府认可，他发出了与当时主流话语不同的、具有中国企业家特征的第一声：“英雄成就一切事，贵在知之而即行。”；47岁的安徽芜湖人年广久因涉嫌“剥削”被官方调查，邓小平出来说话；44岁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因“与社会主义较量”入狱，在狱中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39岁铁匠出身的浙江萧山人鲁冠球放弃了承包所得奖金，努力说服官员“承包了就要给企业自主权”；39岁的浙江杭州人宗庆后以杭州工农校办厂业务员的身份奔波；56岁的云南玉溪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厂长位置上琢磨着打造烟草帝国的事；35岁的山东莱州人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青岛电冰箱厂厂长；40岁的江苏镇江人柳传志以20万元开始创业，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40岁的山东荣城人倪润峰候任绵阳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30岁的四川成都人王健林在辽宁大学学习；出生于贵州、40岁的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了深圳南油，正在其事业的困顿期；29岁的马明哲大概在缅怀百年前招商局的辉煌，并酝酿打动袁庚的措辞，两年后他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令袁庚怦然心动；20岁的浙江杭州人马云刚刚考取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做一个青涩的大学新生；16岁的李彦宏还在青春期，在山西阳泉读书，世界离他还很遥远。
这一年，姜建清31岁，从上海财经学院夜大金融专修科毕业；郭树清28岁，在中国社科院硕博连读；肖钢26岁，在农行总行的处级岗位上转圈；马蔚华35岁，在吉林大学读经济学；王建宙35岁，在浙江大学学管理；宁高宁26岁，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主修财务。日后他们主导了中国的主要金融系统及一些最重要的中字号企业，但当时还藉藉无名。
这是个充满新鲜、草莽和混乱气息的时代。同一个人身上，既可充满赞扬也可充满贬斥，同一件事上，既可充满荣誉也可充满争议。人们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些舞台中央的新人，怎么评价这些进入视野的新事。这样一幅图景，反映出了企业家处在艰难孵化期这一特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前夜的特征。
二、艾科卡为中国人
定义“企业家”
兴奋和怀疑的交杂中，一个叫李·艾科卡的美国人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
1984年底，《艾科卡自传》问世。艾科卡受命于危难之时，将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公司挽救了过来，表现出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公关和管理技巧：企业与公众维持和谐关系是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决定作迟了也会是错误的；如果不能掌握全部信息，就必须依靠经验；公司高层必须与下层友好相处；让工人拥有公司的股票。洛阳纸贵的《艾科卡自传》令中国读者如痴如醉，成为早期中国企业家的经营和管理圣经。艾科卡的经验，至今在中国企业中仍可看到践行的影子。
艾科卡被中国人接受，原因在于中国人从中发现了诸多与自身的相似之处。艾科卡主政克莱斯勒时期，美国经济正在感受日本经济的强劲威胁而充满危机感，中国企业界刚睁眼看天下，发现自己十分落后也充满危机感；艾科卡因此被视作民族英雄，甚至被当时在位的卡特总统视为最大的总统竞争对手，中国有抱负的企业家对于由商而政这一人生选择也充满想象。
25年沧海桑田，克莱斯勒已然倒闭，暮年艾科卡成为对美国政府满怀讥诮的批评家。但这无损于艾科卡曾经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艾科卡帮中国定义了什么叫企业家。但这个定义的注解，需要中国企业家去书写。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倒下了，有的渡过了重重劫难。这其中，成功和失败有时并无必然逻辑，甚至有些吊诡。但无论如何，大浪淘沙，中国企业进入锻造魂魄的崭新时期。
三、40、50年代企业家定义的非财务性追求
失败的企业家或许有时代环境的共同原因，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则原因各不相同。自主创业、改制、国企改造、海归派的新洋务运动，不同的原因造就了不同的成功模式。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混合所有制、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传奇程度而言，史玉柱和牛根生可谓创业企业家的代表。史玉柱的巨人由矗立到倒下，史玉柱本人从人间蒸发两年到重出江湖成为网游大佬，尽管过程曲折，经历了一遭誉满天下和谤满天下的轮回，但抛开中间的是非功过不谈，史玉柱的境遇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由稚嫩趋向成熟的转换：这一批最早成名的企业家，一度不适应拥有从前不能想象的财富支配权和政治名誉。牛根生的蒙牛在另一层面映照了中国的经济演变。从呼和浩特的一名养牛工人到后来的“中国十大创业风云人物”、“中国民营工业行业领袖”，再到后来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老牛专项基金”，牛根生丰富了中国企业家的内涵。在此同时，蒙牛被中粮集团和厚朴投资控股，演绎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最新版本。就牛根生个人来说，蒙牛由民转国，或许与他这一代人的民族情怀相吻合，但这一定不具有普遍意义。
相对于创业企业家，改制型企业家似乎具有更多被社会认可的精英和专业色彩。柳传志的联想壮大，与中科院的背景有一定关系，但这一背景也决定了联想改制的艰难性。当整个世界都在谈论联想的志存高远和国际化进程时，没有人想到改制的彻底完成用了整整25年。实际上，直到今年9月，在卢志强扶持下的变革，才使柳传志坐定董事长宝座，并放手实施联想控股新战略——按柳传志的话说，是“制片人”的角色。
柳传志曾经表述，过几年，“产业报国”的民族情结将因全球经济一体化淡化下去。但或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批企业巨星级人物的报国方式变得多样化了。万达集团的王健林是突出代表。在王健林看来，做慈善是快乐的事。王健林的终极慈善目标，是当资产达到1000亿元的时候，把90%-95%捐给社会。这与万达集团做大做强的企业目标并不矛盾——王健林将自己归类为社会企业家，而万达集团也具有令社会印象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形象：万达集团的财务计划中，每年都安排6000万元资金用于慈善捐助，不完全统计，20年间，万达向社会捐助了11亿元以上，成为唯一两获中华慈善奖的企业。王健林也成为巨星企业家中三获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的唯一一人。
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王健林、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等人，具有中国企业家强烈的民族情结和报国情怀，他们具有后来的企业家少见的非财务性追求理想。实际上，正是这批人，以不同方式丰富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定义，奠定了中国企业家成为时代英雄和国家之魂的价值基础。
四、雁阵式发展中的“国际化”定义探索
如果以1984年马胜利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的出现作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那么在短短25年内，中国企业家就完成了从本土生存、发展到向国际化迈进的飞跃。这一飞跃既由联想、TCL、长虹、海尔、中国平安等民族品牌，也由中海油、中石油、中铝等中字头企业带头。在这一雁阵式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可以列出众多失败案例，但也出现了成功的大雁。
常常一身革命打扮的任正非为人低调，要么强调“华为的冬天”，要么强调“华为的使命是活下去”。但是他的对手却视他为最强悍的劲敌：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即使失败的例证，也反向激励着中国企业家国际化理念的成熟。中字号企业海外受挫和中国平安比利时折戟，充分表明了经济一体化的有条件性。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从一开始的决策失误，已发展到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强加干预的新时期。迄今为止，战略性行业对中国企业的主动出击依然围墙耸立。
突破国际化重围，是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1940-1970年代企业家们的使命。中国企业家并非全无优势。如果将中国香港这一桥头堡及其教父级经营大师李嘉诚等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算入其内，按照中国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国之魂魄，在必须的国际化锻造后，将更加亮丽。
柳传志：要做一个伟大的公司
联想控股创始人柳传志被视为中国民间创业者的标志性人物。淡化联想的国有身份，这是柳传志在过去20年里一直想做的事情，现在他终于能够如愿以偿了。2009年9月8日，联想控股宣布正式引入民营企业，中国泛海成为其第三大股东。联想控股从此成为一家由民营资本主导的公司，联想从此进入由民营资本主导的时代。
成立于1984年的联想控股是中国科技型企业成长的旗帜，旗下的联想集团、弘毅投资等分别涉足IT、投资、地产等行业。很多人一直以为联想控股是一家民营企业，殊不知法律意义上的联想控股过去始终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国有控股公司。在此次股本调整前，联想控股65%的股权由属于国资性质的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科控股)持有，而通过这次股权转让之后，联想身上的国有色彩将会淡化很多——代表国资的国科控股将只持有36%的股份，虽然仍是第一大股东，但是如果与另外两家民营背景的股份(64%)相比，已经是绝对少数了。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持股35%。按照相关交易程序，国科控股向中国泛海转让其手中的联想控股29%的股权，交易价格27.55亿元人民币。
股权调整后出任联想控股新董事会董事长的柳传志表示，这是联想控股公司的一个里程碑。
柳传志煞费苦心地为联想控股量身定制的新东家,为股权的意向受让方“设计”了非常严苛的条件：第一，它肯定是一家民营企业；第二，它与联想控股类似，也是一家多元化投资的控股型公司；第三，它投资的主要领域(金融、能源、房地产)与联想控股(IT、风险投资、私募投资)有着很好的互补性；第四，它对联想控股只是财务型投资，它信任柳传志为首的管理团队。因此，所谓的挂牌不过是为了走个形式而已。
联想控股新董事会成员中国泛海董事长卢志强说，泛海高度认同联想控股的长期战略，联想未来的发展重点与泛海在能源、地产、金融方面的优势能形成良性合作，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柳传志终于将联想彻底转变成了民营企业。这二十多年里，他一直都在与僵化的国有体制作斗争，也曾经历过好几次险情，如果不是中科院领导在关键时刻的鼎力支持，他很有可能已经像很多国企的企业家一样，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也正因为如此，柳传志对国企改制一直情有独钟。“很多国企的管理者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受到了体制的束缚。我们一旦把体制激活了，就无异于如虎添翼、放虎归山。”他非常希望中国的国企都能够拷贝联想的发展模式，尽快做大做强。
在与政策和时间的漫长博弈中，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最终解决的那一天。经过这次股权转让之后，联想控股将实现真正的民营化，而作为联想创始人的柳传志也终于可以放下自己心底里的最后一块大石头了。他接替中科院的代表出任联想控股董事长，在中国的民营企业，这个职位也意味着最后的决定权。
引入新股东后的新联想将向何处去？“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致力于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控股公司。”这就是联想控股的愿景。柳传志阐释了字里行间的含义：“联想控股决不是一家只追求财务回报的公司，而是要在若干领域内形成自己的核心企业，当然也包括服务业，以实现产业报国的愿望。而且，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要有吨位、有当量……我们要做一家伟大的公司。”
据悉，联想控股计划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新材料、高科技、金融服务以及与内需相关的行业等5个领域投下100亿元的重注。
这也意味着需要再造一个联想。对于一家营收规模已经达到1152亿元的重量级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柳传志和他的团队能够如愿以偿吗？
要再造联想，柳传志必须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联想必须成为一家真正的民营企业。只有这样，即使他退休以后，联想仍然能够按照他确定的轨道继续走下去，而不会因为中科院领导的变动发生偏移。完成这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他花了整整25年的时间。
从国内或全球的格局来看，目前世界IT产业陷入低潮，而以能源为代表的资源产业却渐占上风。在国内，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原来通过引进吸收国外技术发展起来的IT企业，现在普遍面临着核心技术的壁垒，但原来所谓的传统产业却在受益于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获得比较好的发展机遇。所以柳传志所推动的联想这次比较大的股权变更和业务调整，也是联想淡化IT色彩，回归传统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转身动作。
“当我们把体制问题、治理结构问题调顺后，就开始向愿景出发了。”柳传志这样说。
张瑞敏：继续手攥铁锤
2009年对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来讲，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1949年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意味着他已经60岁了，我们会有些诧异，因为他定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那个充满盛年激情的中年人。
25年前，张瑞敏来到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任厂长，这家集体所有制小厂当时人心涣散、资不抵债，亏空147万元。1985年，还是一个商品短缺的年代。当那一年海尔挥锤砸掉了那76台质量不合格的冰箱时，就决定了海尔就是中国的一个不平凡的企业，张瑞敏就是一个进入中国商业史的前锋人物。
那一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市场需求迅速上升，1984年，中国的电冰箱总产量是57.7万台，1985年猛增到144.8万台，到1988年以757.6万台的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在那个“用纸糊一个冰箱都能卖出去”的供不应求的年代，扩产是当时国内电冰箱企业的一致做法。但海尔一起步，首先追求的不是有形的产量，而是无形的信誉。张瑞敏明确提出“先卖信誉，再卖产品”。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物！伴随着铁锤落在冰箱上的阵阵铿锵，海尔人的质量意识在1985年真正被砸醒了。
张瑞敏的观念，开了当时风气之先。随后，海尔的“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管理模式；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以达到快速扩张；“海尔星级服务”模式的确立；以及“先市场后工厂”、“先难后易”和“全球化就是本土化”等新思想的实践使海尔快速发展。2008年海尔品牌价值803亿元，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1190亿元，利润增幅超过销售收入增幅的两倍。
张是最早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要性的企业家之一。1999年，海尔投资3000万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工业园。当时，国内很多人为其担忧。人们的依据就是，美国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先，劣势在于人力成本高，而且市场饱和，去美国无疑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实际上，当时海尔向美国出口冰箱已达50万台，而达到29万台就已达到建厂的盈亏平衡点。虽然美国劳动力年薪2.5万美元，是我们的8至10倍，可中国低工薪优势完全被运费抵消了，而且今后运费有走高的趋势。二是在美国建厂还可以就地收集信息，就地技术开发。三是可以节省运输时间30天，同时“美国制造”的标签是卖点，对美国零售商很有吸引力，可以平等地与美国企业竞争，优势是很大的。
现在，美国当地的消费者都知道：海尔是一个很好的家电品牌，并且正在成为美国本土的品牌。
2008年以来，张瑞敏欲把海尔改造成一个服务型企业，以服务带动制造，其出发点就是使自己这个纯制造型的企业彻底升级。家电制造业已不是高利润的朝阳产业，相对于一些赚钱的产业，家电业的利润已经像刀片一样薄——国美在1987年1月开出了它的第一家门店，苏宁在1990年12月开出了自己的店铺，这些家电产业的新的服务业态或者商业模式，从萌芽走到成型状态，在2000年前后。而这时家电大佬们正在大打价格战，一些价格屠夫把家电的价格拉向了深渊。业内权威人士观察，当时，任何几个家电大佬联手，完全可以把国美们扼杀在摇篮里，成为市场链的链主，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而现在苏宁、国美模式大获成功，其价值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海尔是个辉煌的企业，张瑞敏是个辉煌的人物，但现在，海尔正在进入忘掉自己把自己归零的新阶段。敢于在自己身上大动手术是极度痛苦的，但一个伟大的企业要想和它的时代同步，就非如此不可。
张瑞敏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着海尔，手里攥着铁锤。
董文标：民生银行“二次腾飞”的引领者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的经历与众多银行家略有不同，先是学而优被留校，再是河南省银行管理学院成立后，董文标出任副院长。1991年，董文标调入交通银行郑州分行任行长。在其任职期间，该行的业务量由2个多亿升至40多亿。其后还出任过海通证券首任董事长。
当然，董文标对金融界贡献最大的就是参与创建民生银行并出任其高管。1996年，中国民生银行成立伊始，董文标出任副行长，与已故的中国工商联前主席经叔平先生一手创建了中国最特殊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作为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出资的商业银行，正如经老所言：民生银行与国有银行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由政府官办。股东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股东大会中间产生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决定方针政策。董事会一方面要对股东负责，要保证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对社会负责，要把风险控制住。
2000年5月，董文标升任行长。2006年7月，经叔平不再担任董事长，任名誉董事长，董文标担任董事长，王浵世担任执行董事、行长。
正如董文标所说，从2000年到2005年，民生银行用最传统的规模增长的方式完成了70%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但最近这几年，民生银行放慢了发展速度。
民生银行的内部改革
一些业内人士因此认为，由于资本充足率一次一次如履薄冰地在8%左右徘徊，民生银行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以致后劲乏力。尤其是，在市场环境最有利的2007年启动大规模的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是最佳时机。因为，不过一年，由美国金融危机演变而成的经济危机，终于在2008年传入中国。而民生银行这时候刚好可以聚精会神搞内部改革。
在董文标看来，沉寂了三年多，并且进行了事业部改革，民生银行还能每年以25%的存贷款增长换来35%以上的利润增长，民生银行的发展观越来越理性了。在这三年多里，事业部改革、核心系统建设，以及以小商户贷款为突破口的商业模式改变，正是民生银行为2010年的“二次腾飞”做的三项准备。
首先是业已开展的事业部改革；其次是核心系统建设；第三是改变了商业模式，从原来的“垒大户”，改为着重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零售银行，另一方面是小商户贷款。
仅仅用了13年时间，民生银行由86亿元、资产最小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变成资产1.41万亿元(到2009年6月底)、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资产翻了160多倍。
最快10月在港上市
一直为外界诟病的资本充足率较低问题，在今年有望得到很好解决。董文标也坦承民生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确实低了一点，他介绍说，2008年6月底民生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6.57%，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只是附属资本不多，因此补充资本的压力较大。为此，民生银行年初成功发行了50亿的混合资本债券。
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如果进展顺利，民生银行最快会于今年10月在香港上市。这样，民生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会大大提高，长期制约民生银行发展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民生银行资本充足率为8.48%，赴港上市成功后，其资本充足率将远远高于10%。
王传福：“带电”的汽车王座攀登者
“他做得很不错。”这是巴菲特最近一次对王传福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对这位中国企业家赞不绝口。日前巴菲特在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有意增持比亚迪股权。
巴菲特早已把有意增持的消息传给了王传福。在这之前王传福就对外称，中美能源公司已有初步意向增持比亚迪股权。
如果说增持的意向说明巴菲特对王传福一年来的表现满意，那么，巴菲特一年前决定入股比亚迪，则是对比亚迪5年前被人称作“头脑发热”地进军汽车行业的举动，做了一个客观的肯定。
“电池大王”王传福5年前做的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举动——收购西安秦川汽车，却已经在为成为“汽车大王”画出初步路径。
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日前公布的“信息时代百名权势人物排行榜”中，中国有两人入主，其中之一就是王传福。
巴菲特来了
“股神”巴菲特不会轻易地到来，但他最终还是来了，只为比亚迪。
去年9月27日，“股神”巴菲特旗下中美能源控股公司宣布入股比亚迪，将以每股港币8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比亚迪公司的股份，交易价格总金额约为港币18亿元。中美能源已于7月30日完成双方订立的策略投资及认购协议，认购2.25亿股新H股。
事实上，这是巴菲特对王传福的肯定。巴菲特当然很清楚一家企业的掌门人对企业意味着什么，他不止一次对王传福称赞有加。而他的老搭档、伯克希尔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则更加露骨地表示：“王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可以同时解决技术问题，又可以在企业管理上表现得非常卓越。”
吸引巴菲特挑剔的嗅觉的正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巴菲特不止一次对外称，他看中了比亚迪的新能源车特别是电动车的发展前景。
而在5年前，当时在电池领域已经表现不俗的王传福决定进军汽车行业时，几乎所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举动。因为当时正是中国掀起民企进军汽车行业大潮的时候，吉利李书福等都投身在这一波大潮中，而王传福从未涉足过汽车领域，是最不被看好的“赶潮者”之一。
当时，王传福以2.7亿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77%股份，两天后，比亚迪市值消失了27个亿。然而，对于王传福而言，5年足以改变很多。
2009年上半年，比亚迪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76%。法国巴黎兴业银行日前将比亚迪的目标价由40.29港元上调至50.18港元，维持“买入”的评级。
王式“小米加步枪”
王传福每次大的动作，都不被人看好。当他在1995年准备在深圳创建一家电池企业时，他都是经过多方游说，才从亲戚手里借到第一笔启动资金。
在王传福的管理理论里，并非自动化的流水线才至高无上。而他正是擅于合理运用人力，以低廉的人力代价降低成本取胜。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为“电池大王”正是仰赖于此，而他认为造汽车也与此相通。
“电池大王”的头衔名不虚传，2003年，王传福以资产3.28亿美元登上《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第13位。也正是这一年，王传福开始做一个叫做“电动汽车王国”的梦。
在一年前比亚迪F3DM上市的发布会上，王传福口出豪言：“未来3年，比亚迪将不断推出多款电动车。”而王传福真正被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的豪言是：“比亚迪汽车销量将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