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左手曾国藩，右手韦尔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东生在业界是一个好读书之人，有“曾国藩与韦尔奇综合体”之美誉。李东生读曾国藩，是学他的用人与为人之道；读韦尔奇，则是学习对方的管理技巧。
李东生对曾国藩近乎顶礼膜拜，特别是对方“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平定太平天国”的精神。接近他的人说，在他的书架上，与曾国藩相关书籍被摆在最醒目的地方。遗憾的是，李东生始终未参透他的用人术。
自从李东生提出国际化战略以来，TCL的人事变动就没有停过。频繁的人事变动，让TCL透支了巨大的能量，复兴更是无从谈起。7月15日，前TCL通讯CEO刘飞正式辞去集团高级副总裁职务，非执行董事王道源与TCL通讯首席运营官于恩军，双双退出TCL通讯董事会，TCL通讯进入杨兴平(原多普达CEO兼总裁)时代，与新进入董事会的总裁郭爱平和TCL集团人力资源总监许芳组成董事会执委会。
TCL将刘飞离职的原因归结为个人原因，将王道源离职归结为健康原因。熟悉底细的都知道，国际市场需求萎缩，TCL通讯业绩下滑，才是他们离职的真正原因。
频频更换高层，能否解决TCL当下的困境？笔者以为，TCL真正的问题在于病得不浅，只要病不除，复苏无异于痴人说梦。从一家文化包容、朝气蓬勃的企业，沦落到今天的老气横秋、业绩与品牌形象双双下滑，当年的创业精神更是荡然无存，TCL失去的太多。二次大的并购，导致两次折戟，李东生是否反思过自己的策略呢？
现在，摆在杨兴平面前的是要带领TCL通讯扭亏为盈，他在多普达时已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及与运营商合作的经验，为TCL发展中高端机型创造了条件，“李东生的想法应该是让杨兴平主攻国内，而郭爱平则主攻国际市场，两个市场都不想放弃。”知情人士透露。
杨兴平会不会是下一个刘飞？笔者在此不怀疑杨兴平的能力，但现实处境是，他面临的是一个无米之炊的处境，经过近几年的折腾，TCL已经物是人非，品牌影响力大打折扣。TCL手机在万明坚的手上，一度成为国产手机的领头羊，但重营销，轻质量和研发，使其在消费者的口碑江河日下，一溃千里。
2005年6月，刘飞出任TCL通讯CEO。万明坚离开之后，TCL手机在国内市场基本上到了被遗忘的边缘。在刘飞的带领下，成功地开拓了国际市场，TCL手机的生命得以延续。这几年，TCL在国内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在国际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将手机部门这个烂摊子带上盈利之路，刘飞功不可没。
7月11日公布的TCL数据显示，今年1-6月，公司手机出货量为505.82万台，比去年同期下降24.69%。今年一季度，通讯业务亏损5335万港元。TCL通讯上半年业绩不佳，与低迷的大环境不无关系，而TCL手机80%依赖国际市场，责任不该由刘飞背负。
向高端转型没有错，杨兴平也有做高端手机的经验。但TCL低端的形象在消费者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扭转这种形象谈何容易。另外，TCL研发能力不足，研发意识淡薄，人才大量流失，都是战略转型的一大障碍。
“杨兴平也不会在TCL待得更久。”行业分析师刘步尘认为，“TCL这次高层人事变动，是继2007年以来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动荡。2004-2007年间，TCL高层有超过70%的离职率，中层管理人员离职比例不低于60%，创业元老几近被掏空。曾经，家电业有这样的说法：一个TCL拥有的人才，超过其他家电企业的总和。而今，这一骄傲早已成历史。”
TCL原本不缺人才，但李东生却没有用好人才。TCL就像一池死水，要想激起微澜，就得投点东西进去，当然这就是人才。只是连续3年的巨亏，TCL人在希望渺茫、振兴无望后，要么另谋高就走了，要么就是斗志尽失，员工早期的朝气荡然无存。
读过曾国藩的书就知道，曾国藩组建湘军十分不顺，败战连连，几度欲自杀。但难得的是，曾国藩身边始终人才济济，文人、武将、谋士应有尽有。在政治、军事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涛；在洋务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在科学上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齐聚麾下，实属不易。
当然，李东生也学到一些皮毛，如在公司内部培植多方力量，相互制衡，以确保自己位置的稳固。对杨伟强在电脑上的失败，以及严勇的经验之缺，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但在用人核心上，李东生却并未真正领悟曾国藩的精髓。曾国藩在《冰鉴》一书中提及，用人术的核心就是：“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杨载福原本是一个放排工，却能官至湖北提督、福建陆师和水师提督、陕甘总督；鲍超原本是一个愤青，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最后官拜湖南提督，屡立战功。这些人在曾国藩手上，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不患无才，患用才，患用才者不能适用也。”在曾国藩看来，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用好人才。这才是李东生最有必要反思的地方。当年那么多优秀人才没能留住已是大错，现在，他需要学习曾国藩的是，将手头的人才用好，人尽其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