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IPO由“核准制 ”向“注册制 ”改革，根本的指导逻辑是：在注册制度下，当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确立了完善的游戏规则以后，发行人作为市场的主体，被赋予了天然的权利 ——发行证券，即发行人在按照既定规则申报并严格、规范地公开全部应当披露的资料后，便可待价而沽、待值而售；投资者基于已经公开的全部信息资料，参与、决定证券发行全过程，包括发行的时间、价格、规模，甚至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减持（退出）条件等。
应当说，注册制看上去很美 ——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权力不再干预稀缺资源的分配，代之以投资者和市场去挖掘、甄别、认可、淘汰。但千万要清醒，注册制下的 “淘汰 ”过程可能成本高昂、风险巨大。为此，必须科学利用好 “富余 ”出来的公权力——加大监管与惩罚力度，核心是学习美国证券市场的 “以信息披露为中心 ”，同时对相关制度进行再思考、完善。
首先，应当本着 “倒逼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的原则，科学分配 “注册制 ”下 IPO过程中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基于控股股东的意志主导地位和获取的利益最大，发行人及控股股东需承担无过错责任；为督促券商、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忠信勤勉，其应承担过错推定责任；董、监、高是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代理人，意志和行为从根本上无法保持完全独立，应承担过错责任（ IPO过程中及上市后，董监高应为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违规信息披露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 —过错推定责任 —过错责任 ”的架构设计反映的理念很明显：法律责任与利益高度相关。
其次，必须详细厘清、细化信息披露 “法定原则 ”的内涵与外延，减少实施与执法之间的分歧地带和解释空间。关于信息披露，除现行《证券法》规定了 “公开、公平、公正 ”的法律原则外，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也规定了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的原则。但具体到实践中，什么是 “公平 ”？什么是 “及时”？通过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每项原则能否进行最大化的情形罗列？外延又在哪里？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性表述，不同利益诉求，给予的解释可能大相径庭。因此，基于一般普通人的认知，尽可能将规范性表述转化成详细的叙述性表述，方能指各方准确实施、规范执法，降低利益方夹带、推销私货的可能。
第三，及时修订、完善配套的民事赔偿诉讼规则，特别应健全 “行政 (刑事 )处罚前置程序 ”。法律之治的逻辑前提是基于恶的假设。在 “注册制”下 IPO过程中，假设有百分之一百乃至百分之三百的巨额利益在诱惑，如果有资本 “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法律规则能否及时利剑出鞘？诉讼程序能否及时撑起保护伞？关键在于是否设计有便捷的、可操作性强的配套民事诉讼规则，鼓励、支持投资者去索赔、去维权。如没有，势必对之形成放纵。因此，有必要对现行与之相关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规则进行梳理、对接，特别应对 “行政 (刑事 )处罚前置程序 ”予以修订、健全，发展社会性的法律思维和强大的诉讼文化。这一点，美国发达的诉讼文化同样值得学习。
总而言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与执法，必定是以规定严苛的法律责任为前提，进一步厘清、细化规则、原则，让规则从客观上平之如水、操作上切实可行，大力培育全民法律思维，发展强大的诉讼文化，最终使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原则下深度、全面的 “信息披露 ”成为投资者投资、维权的灯塔，监管者执法、处罚的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