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男作为华为的“爱将”、“叛将”、“招安将”(权且用这个词),回到华为后呆了两年时间,“转会”到百度履新,做了CTO。两年的时间对于李一男这匹好马,这回头草算“吃”了还是没“吃”,还真不好臆断。
华为和港湾,任正非和李一男的故事,流传在业界已久。就像宫廷小说一样,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野史,而放在档案里的正史,却往往无人问津。这些涉及到恩怨情仇的事,想来只有当局者清,旁观者反而不清。
但李一男成立港湾后和华为针锋相对的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许我们可以据此做两种推测:
一是李一男在华为虽然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但对于华为的体制和企业文化,还是无法真正认同。如果说华为文化有很强的奴性,那李一男就不是当奴才的料。所以,他像黄飞虎一样“反出朝歌”,要对抗商纣王。
二是李一男在华为少年得志,春风得意,而且深谙华为“狼文化”的真谛,有“贼子狼心“。所以利用华为的资源,成立了港湾,寄希望“城头变换大王旗”?
这两种推测,哪种接近于真相?不得而知。只是这两种推测的源头,却都是一丘之貉。简言之,就是成王败寇,君君臣臣的帝王思想。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文化根源的通病之一。总经理其实是企业这个小帝国的皇帝。所以任正非的华为坚持不上市,所以还搞出一个什么制度,居然还叫“基本法”。李一男反对任正非的,也许就是反对这种企业帝王思想和作派;而李一男的“判变”,也很像农民起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因此任正非和李一男可能都没错,错在文化,错在五四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得还不够。
这一切,便叫做传统,它是中国企业文化滋长的母体。
尽管李一男回到华为后,华为给予其莫大的荣誉。但李一男再也不是创建港湾前的华为人了。华为的姿态,更多是用在了“招安”的“安”上。不过这也仍然应该被看作是任正非的大度,是任正非的惜才之举。因为,企业家的意念和神经更多受控于实用主义,而非情感和道德。但是李一男面对的任正非是这样一个人:
在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的回忆录里,段永基问任正非: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们(指任正非和华为高管)只占3%的股份,有一天别人可能联合起来把你们推翻,将你赶走?”
任正非回答说:“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把我赶走,我认为这恰恰是企业成熟的表现……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了,联合起来推翻我,我认为是好事。”
但任正非不仅自己无法被推翻,甚至连退休都不彻底。在去年的华为”辞职门事件”中:
“任正非曾在此次人事变革活动中提出退休申请并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但经过董事会的挽留协商,任正非将继续返聘担任CEO的职务”
不知道,华为内部的青年才俊们如何看待这出返聘喜剧。也许,李一男在2000年的出走,就在于太了解华为,看得太仔细、太透彻了。
现在,机会重新给予李一男。而李一男加入百度,也给了我们近距离观察企业文化变革的一个机会。百度作为上市公司,作为亦中亦洋的互联网创新公司,是否蕴含着新时期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新基因?简单而言,就是公司不再像朝廷,而员工也不是什么大臣和太监。李一男作为CTO,是一个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为投资者创造收益,为员工谋福利,为社会创造效益,等等,仅此而已。华为的“慈父”也好,“严父”也罢,都随风而去吧!
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既不需要奴才,也不怕“反骨仔”,哪怕不大不强,也是值得我们敬重和钦佩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