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东方这么多年来迎来又送走了很多人。从当年破旧的中关村二小到今天明亮的新东方教学楼，很多学员毕业了，很多“明星老师”离开了，甚至连徐小平、王强这样的核心人物也渐渐淡出了新东方的管理团队。那些被俞敏洪称作“新东方精神”的东西却始终都在。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俞敏洪曾对着讲台下成千上万的学子振臂高呼。不知道它的创意是否来自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名句，“我们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这是新东方口号式的校训，也是一道“心灵鸡汤”。它是徐小平编撰、几乎每个新东方学员人手一本的《新东方精神》一书的主题。
俞敏洪说：“新东方精神就是这么一小块砖头，使得每一个学生，在他奋斗最艰难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我们给他垫上一块砖头，他不至于在一跳的时候掉到沟里去。我们就是这块砖头，这块垫脚石，让他们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个沟坎。”
群星闪耀时：
“牛人”与梦想家
不知道今天的俞敏洪会不会偶尔也感觉孤独。他从前常感到孤独，游说创业伙伴入伙前是一个人的孤独。各路英豪被他尽收麾下后，摆不平各方的利益纷争，在“人权”和“财权”中挣扎，是一种深陷窘境中更为深刻的孤独。
在新东方与ETS为了知识产权到华盛顿打官司的时候；在“三驾马车”中的两驾元老“马车”徐小平、王强递交给他辞呈的时候；在新东方遭遇“非典”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他称兄道弟的创业伙伴、明星教师一一离开新东方、另谋新生的时候；在计划引入普华永道、完成新东方美国上市的资本运作而碰到种种麻烦的时候，俞敏洪说：“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并不一定是直线。特别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直截了当就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时需要等待，有时需要合作，有时需要技巧。”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俞敏洪家中原本热热闹闹、海阔天空的兄弟们的聚会不见了。那些往日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新东方的“明星教师”、俞敏洪一手缔造的全中国讲课最值钱的“百万富翁”、徐小平、王强、包凡一这伙创业核心团队中的“北大人”都不来做客了。一班聚义的兄弟发财了，可以“共苦”，却难以“同甘”，一群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艺术家”们与一个成熟的管理团队之间的距离似乎很遥远。
俞敏洪用手轻抚着家中空荡荡的椅子，无限伤感地叹息：“这里落满了灰尘，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来坐了。”徐小平理解这般情景：“友情永远战胜不了利益。”
2001年8月28日晚上，王强——这位北大才子，曾经在讲台上用浑厚的男中音、渊博的学识征服无数学子的新东方的风云人物，要辞去新东方董事会董事的职务，转让所持有的新东方股权，离开他5年前为之放弃一切从美国归来的地方。
“顶着跟个体户合作的压力，在中关村二小9平米的房间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对的。”王强艰难地表达他的不满，“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
“为了给老俞敲响真正的警钟，我也要走……”王强痛哭失声，他希望俞敏洪成为柳传志，成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他奉劝俞敏洪，“立刻烧掉《三国演义》，宁愿读《水浒》，至少可以成为宋江”。
在2000年-2004年，新东方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中，俞敏洪曾不止一次面对类似的困局。徐小平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曾经住在俞敏洪上铺的兄弟包凡一要求退股、提出辞职；两大支柱胡敏、江博相继要出走。
访问者：你怎么平衡与创业伙伴的友谊与利益的问题？
俞敏洪：新东方的老一代人，我和我那些同学们，都是以讲文学、哲学态度来搞新东方。而新东方现在新一代的管理阶层，有商业意识的人相当多。
一个人领导一群人时，要维护大局的稳定，应该把每一个人放到恰当的位置上。有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对个体来说会有不公平的措施。在一个集体中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个体就不是，像我觉得北大对我的处分我不可接受是一样的。可是从北大整体来说，这是它的规则。否则的话，你这么一个老师都管不住，被全体北大老师知道了，还怎么样去管理别的老师呢？
一个人一进新东方，融入了以后就明显体现出新东方的特质来，变得跟我们一样特别重义气，也知道很规矩。大家在氛围上比较平等，民主的、随意的氛围就会出现。好了，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规矩在什么地方，规矩绝对不能破坏。
新东方的老师张亚哲曾说：“俞敏洪的最大特点是不露锋芒。”
俞敏洪是天秤座。星座书上是如此描述天秤座性格的特质：“天秤座的人外形优雅，亲切善良，朋友缘极好，喜欢听别人倾诉，沟通能力强。犹豫不决是天秤座的最大毛病。他们事事要求平衡，不喜欢做决定，与别人维持深入关系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他们最容易感到寂寞。”
与俞敏洪交锋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强大的自我之中，他们为了新东方贡献出无与伦比的智慧，同时也希望能保全自己的独立和个性。
“严格来讲，新东方都不能算一个企业，尽管我们在用企业管理的模式来管理新东方。它是一个教育机构，所以必然带有很多教育的特征。进行教育这样的事情，跟做企业家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俞敏洪说。
“比如说，企业下端面对的是产品，上端面对的是客户，我们的上端、下端全是人。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客户。我给大家培训，变成另外一种人。所以难度上比较大，确实比较大。一年管着100多万学生，管着四五千个老师。”
那时在新东方，俞敏洪动不动就会挨一顿“集体批判”。所有症结最终指向的其实是新东方在公司化的进程中，友谊与利益始终纠缠不清。
如果不能完满地解决王强、徐小平的问题，制定出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理顺人事关系，新东方的土崩瓦解就迫在眉睫。逼到最后一步，必须作出选择，俞敏洪终于出手了。杀伐决断，小股东们临阵“背叛”，徐小平出局。
俞敏洪承认自己心软，但他并不软弱，天秤座在反复衡量之后作出了人生中异常艰难的选择。“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
访问者：在很多新东方人身上都有强烈的艺术气质和北大学人的情结，你怎么看这些特质对新东方事业发展的利与弊？
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他们对音乐、文学、艺术这些比对做新东方感兴趣多了。我是在某种意义上知道做新东方的重要性，它超过了我对别的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我现在按照我感兴趣的东西做的话，那新东方就垮掉了。
在新东方具体操作的时候，我是比较冷静地来做一些操作上的事情，所以新东方才得以留存。如果纯粹是考虑理想主义，一味地追求跟现实脱离的、但是非常纯粹的东西，新东方也干不下去。从本质上来说呢，我们都算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人。
徐小平的出国留学咨询、王强的“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法”、包凡一、何庆权从加拿大带回超凡的英语写作、“雅思王”胡敏编撰出中国第一套雅思教材、杜子华独创的“电影口语教学法”、江博的“激情新概念英语”，新东方是一片群星闪耀的星空。
留学耶鲁的钱永强回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的张亚哲来了，安徽教育学院的江博来了，北大德语系的杨继来了，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宋昊来了，连高中生罗永浩也站在了新东方的讲台上。
俞敏洪对新东方的老师很大方，多年前一节课他们就可以拿到上千块的工资，一大把二十几岁的百万富翁。
留下来讲课赚钱的唯一标准是学生认可。北京大学英语系、正规科班出身的何其钢就曾被学生毫不留情地从讲台上撵下去。
宋昊从GRE词汇开始，一炮而红。学生痴迷的是他的独特词汇，他把一群人叫做“一捆人”，找不着北是“找不到姥姥家”，某人了不起是“牛人”、“牛蛙”。
“我来新东方的首要收获是，突然之间它让我过了一段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上完课后，我就可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可以去什刹海喝茶，看看北海，思考自己喜欢的命题。这是新东方给我的以及其他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能得到的生活。”张亚哲说。
访问者：新东方的前著名老师罗永浩在博客上写过：“我当初刚来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在社会上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我来的时候对新东方有很多很好的向往、期待这样的东西。来了之后慢慢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100%的纯商业机构。”你怎么看待从新东方走出去的那些老师？
俞敏洪：罗永浩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包括他从新东方出去以后做的事情。现在他也发现方向不行了，所以也在回归，回归现实。他自己也在申请办一个学校。所以，我觉得人总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像罗永浩来到新东方，待在新东方，从新东方走出去，自己开始去做自己的事业，是典型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成长过程中间，人的进步一个就是能力的进步，另一个是心态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两个进步的话，那等于没有进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过程。
很多离开新东方的老师到现在还跟我关系特别好，他们一直都把我当老师看。但是有很多老师在新东方待了这么多年，对社会依然是非常的隔阂，不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与真正的现实社会有所隔绝的状态。
他们在新东方领的工资也够他们生活的，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跟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我觉得说一句话比较有代表性，就是希望新东方是一座山，希望每一个在新东方的人都有登高远望的机会。他们做了什么其实无关紧要。
徐小平属于比较张扬的，包凡一属于比较散漫的，自由主义思想很严重，但是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很独到。罗永浩跟这几个人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很有个性，很自信，愿意随时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我都挺欣赏他们。
在今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中，牛根生让俞敏洪和马云从在《西游记》中的唐僧四师徒中挑出最适合创业的两个人。俞敏洪选沙僧和孙悟空，马云选择了沙僧和猪八戒。
马云解释：“最适合做领袖的当然是唐僧，但创业是孤独寂寞的，要不断温暖自己，用左手温暖右手，还要一路幽默，给自己和团队打气，因此我很希望在创业过程中有猪八戒这样的伴侣。”
俞敏洪则说：“猪八戒更适合做一个成员，他是很轻松，但也不坚定，需要领袖带着才能往前走。猪八戒既然没信念，哪好就会去哪，哪有好吃的就往哪去，很容易在创业过程中发生偏移。但孙悟空就不会，他有信念，知道取经就是使命，不管受到多少委屈都要坚持下去。也有忠诚，不管唐僧怎么折磨他都会帮助他一路走下去。还有头脑，在许多艰难中会不断想办法解决。有眼光，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和磨难。”
俞敏洪坚持选孙悟空，一直没有取代唐僧的猴子让俞敏洪感觉无比安全。
贩卖梦想：
自信、自嘲和自由
新东方上市的时候，老虎基金投入3000万，它在中国的总代理陈小红是俞敏洪当年在北大的学生。
“从考试本身来说，我希望跟学生完全做一次性的生意——你到我这里培训，一次性考过去就完了。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跟学生做一辈子的交易，我希望学生在10年、20年以后，他能够回忆在新东方上课的这段日子；他一旦回忆，心中会产生一种感动，觉得自己生命中这几个月过得值得。我当初亲自教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学生在我这堂课上从此一辈子忘不了我，忘不了我说的某些话，也忘不了我不管是用身体语言还是真正的语言给他们传授的某种精神。”俞敏洪说。
很少有学员会遗忘他们在新东方的岁月。为了占座要早起好几个小时挤公交车，可永远有人比你到得还早；背GRE“红宝书”到疯魔的状态，一个女生在公车上把看到的“Greatwall”(长城)看成“GREatwall”，琢磨“GRE怎么会在墙上”；新东方老师的幽默、励志、超酷的应试技巧培训以及你身边其他学员投入的热烈气氛都会感召你进入到一个气场，一个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放手一搏的、全情投入的课堂。
访问者：我们觉得你是一个通过销售希望来赢得成功的人。
俞敏洪：确实是这样。或许也可以说是通过销售希望来增加个人生活希望的人。我觉得来上课的人，很多是受过伤害、受过挫折的，或者是他们虽然觉得自己过去还不错，但是还追求更高梦想的人。新东方培训是让失败的人成功，让成功的人更成功。
访问者：很多人把你看成“精神教父”，你是怎么保持自己的活力和洞察力的？
俞敏洪：新东方的氛围里面有北大的自由、表现自我、张扬个性这样的特点。新东方的组织包容性相当好，这点我觉得不错，跟体制有关系。
活力对身体素质本身要求很重要。我看了一下中国有名的企业家，大部分都身体素质比较好，要耐久、长时间地干活，仍然保持精力旺盛。
这跟天生的身体素质有关系。比如说我的体质从整体来说，并不是很强壮的，但是我确实有一种很耐久的基因。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干就是一年，现在我干了15年，好像没觉得怎样。如果太累了，好好地睡一觉，第二天能恢复过来。
最重要的是精神作用，你觉得自己的事情有意义，觉得做得很快乐。我是自由散漫地运动，不喜欢去健身房，也不喜欢室内的运动。所以，我会徒步爬山、游泳、滑雪。我不在游泳池游，尽可能到海里去游。
访问者：人们通常生活在某种意境当中，譬如会为某些别人觉得莫名其妙甚至匪夷所思的事情打动，你的意境是什么？
俞敏洪：一有机会我就尽可能到海边去。如果说一定要让思想有一种意境的话，我希望在山清水秀之间，多散步来思考问题，那样的意境有田园的感觉。
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生活只能是暂时的吧。如果我实在太累了，会休假，在宾馆里住个两天。实在太辛苦了，有的时候我会一天不来上班，关起门来读一天书，甚至可能看一下电影、光碟，都有可能。最喜欢看的就是动画片。对，我一看动画片就会很入迷，所以像《功夫熊猫》这样的影片，我肯定第一个冲进去看。
访问者：在公众面前，你表现出是一个深具自嘲精神的人，你是怎么看自嘲和自信？
俞敏洪：这个东西要这么看。因为我现在做成事情了，我这么说起来就显得很轻松。如果，我现在还是处于一种穷困潦倒的状态的话，那说不定我也会变成谁说我就会跟谁急的那种人。
一个人在不顺心的时候，你批判他、嘲笑他，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一种自信，倒过来，就是他认为的自我嘲笑，可能是变成了他个人魅力的体现，对他来说，不再是有损自己身份的东西。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嘲笑。一个人要能自我嘲笑，并且别人嘲笑他，他也觉得很好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才是真正悟透了，或者说真正有自信的人。自我嘲笑本身不算是一个优点，有的时候完全是作秀，如果能接受别人的批判，我觉得才算是有气度的人。
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接受批判问题还不大。因为是新东方的人，你不接受批判也不行。天天都在骂你，新东方的人很愿意骂人。新东方人的典型是很愿意骂人，但是不愿意被骂。我就承担这个又能骂、又能被骂的角色吧。
访问者：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俞敏洪：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总结，如果说我自己的人生哲学，应该是至善，包括了一切对天、对地、对人的能够善良、友好。
孔子、玄奘、朱熹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个人想办个书院，我提供场所，大家来传授思想。我想聚天下豪杰于一堂，我觉得也许能创造出一个流传比较久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这样的地方。
访问者：你现在最迫在眉睫的事情是什么？
俞敏洪：新东方要做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我个人迫切的就是怎样尽可能脱离新东方，脱离新东方的具体事务。
新东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除非不可抗的因素，否则老师不得随意停课。多年前，俞敏洪还在创业初期，一次在北大附中的阶梯教室上GRE词汇课，突然间，停电了。他让人买来了蜡烛，烛光闪烁，星星点点，照亮了讲台下学员们的脸庞。在100多支蜡烛的光芒照耀下，俞敏洪完成了那天两个小时的教学。他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我当时的感觉太神圣了！那种神圣的庄严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