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看到他们坐着高级轿车,住着高级宾馆。我们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压力和痛苦吗?”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近日撰文《富二代,烦什么》,对胡斌飙车案引发的对“富二代”的负面评价感到“十分沉重”,并呼吁“全社会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关心富二代的成长”(《IT经理世界》)。作为现代家族制管理模式的倡导者、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的创办人,茅理翔曾经预言:“交接班危机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大难题。”
其实,“富不过三代”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有资料表明,在美国,家族企业到第二代能够存在的只有30%,到第三代还存在的只有12%,到第四代及以后依然存在的只剩3%了。
“富二代”继承了父辈的DNA,甚或亦继承了父辈的人脉资源和商业网络,却很难继承父辈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能力。巴菲特就认为:“挑选儿子继承家业,犹如挑选2000年的游泳冠军去参加2020年奥运会──差得太远了。”尽管很多“富二代”一早就被送到海外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是读出来的。事实上,很多“富一代”都出身草根,从未受过系统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践中无师自通。
与“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风暴相伴,低要素价格、“人口红利”、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的旺盛外部需求……这些曾长期支撑“中国制造”的外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富二代”面临更严酷的市场环境。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即使“富二代”拥有父辈的企业家能力,由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仍无法复制他们的成功。
最严峻的考验来自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传统的“中国制造”模式正遭遇空前挑战,如果仍沾沾自喜于以廉价劳动力为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则极有可能被“锁定”在“低工资、低技术、低利润”这样一个跳不出的死循环中,无力改变“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380”这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末端的格局。不少民营企业家在资产上亿后欲再上一个台阶,却遭遇“高原反应”,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富二代”们能走出一条新路吗?
一些“富二代”不甘固守父辈留下的“小杂货店”,开始转战金融、地产等领域。而在一些海外金融巨鳄看来,“钱多人傻”的内地富裕群体正是其最佳“猎物”。由于投资了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一些内地富裕人士短短数月内竟沦为负资产阶层。在今天这个波谲云诡的全球资本市场上,从一个富人到一个穷人的时间,有时也许还不够上一趟厕所。
英特尔董事长安德鲁·葛鲁夫曾断言:华人对财富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但对组织的运作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关注。万科董事长王石亦曾不无悲观地预言:“我们儒家文化背景、小农经济操作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包括我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我们中国企业由盛至衰的周期也就是20年、25年吧。”
通过“富二代”乃至“富N代”的传承,续写自己的“光荣与梦想”,缔造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这无疑是每一位企业家的美好愿望。然而,商业世界自有其内在运行规律,如何让“富二代”传承父辈创业精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