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艰辛创业的父亲甘德学不幸患上绝症,临终留下交班遗言和180万元债务。“临危受命”的年轻掌门人甘时勇发誓“绝不做败家子”,成功将聚能ABS由一个小作坊式企业转换成股份制企业,迄今资产规模上亿。
“富一代”甘德学:原为重庆某建筑公司驾驶员,1981年辞职创办个体汽车篷垫修造厂,1996年在渝北鸳鸯征地建厂,创办重庆聚能ABS公司。1999年因肺癌去世。
在妻子及儿子的眼里,身为丈夫和父亲的甘德学一直都是那个年代的技术能手。那年月还没有“下海”一词,甘德学之所以选择当个体户,在于对自身技能的自信:不仅是高级驾驶员,而且车、钳、铣、刨、木、漆、泥水样样活都干得很漂亮。
甘德学那家位于李子坝的小作坊式的维修厂当时只有5个人,靠给小货车安装篷垫过活,一年忙到头也赚不到多少钱。1991年,厂子发展到30人,并接到第一笔大业务:给长安厂单排座货车配套生产车棚和座板,甘德学也因此成为当时人人羡慕的“万元户”,并在“老四川”的庆功宴上向家人道出了最大心愿:“此生能赚20万足矣。”
此后,甘德学又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掘得第二桶金。他从进口汽车身上发现了汽车装饰美容的潜在价值,在全市第一家生产防尘美观的汽车轮胎盖,并成功为长安汽车配套加工。一台长安微车的4个轮盖价值80元,以每年为10万台车配套计算,年产值就达800万元,其创下的“宏大轮盖”字号至今不衰。
随后,甘德学又接受专家建议将目光盯在ABS汽车制动系统上。1993年,他与重庆一国有企业合作开发ABS系统,1995年重庆首台自行研发的汽车ABS投入试制生产。甘德学为研制ABS共投入300多万元资金,又在聚能公司成立后为打开市场耗尽心力。
“富二代”甘时勇:现年34岁,聚能创始人甘德学次子,现任重庆聚能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曾先后在川外、重大学习外经贸和企业管理,后完成北大成人教育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习,接手聚能至今5年有余。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父亲,就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他去世时才55岁,我也还不满28岁。父亲虽然有上千万的家业由我母亲、哥哥和我继承,而实际最终交由我经营的聚能ABS公司当时的状况是负债180万元。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接班时我完全没有获得什么财富的感觉,就像接到一个包袱一样,甚至有点无所适从。
我家两兄弟,从小跟父母住在化龙桥简陋的工厂宿舍里,生活的艰辛给我们烙下深深的记忆。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曾经剪过我们他看不惯的牛仔喇叭裤,唱卡拉OK他也反对,不管邻居如何热情邀请,绝不允许我们去蹭别人家的饭。对我们的学习,父亲也很重视,我现在对书法的爱好,就是父亲当年提着皮带逼着我们哥俩练毛笔字的结果。那时候遇上厂里活路多,我们放学后还得去帮忙,很多活都做过。
长大后,在父亲在世时,坦率说我沾染了一些公子哥儿的习气,整天醉心于大学校园生活的罗曼蒂克,享受着不少同龄人不能享受的一切,每个月还拿着单子找父亲报销,领零花钱已成了习惯。我爱车,16岁就上路飙车,也喜欢玩各种大型汽车模型,还到国外游历过,知道了什么是光怪陆离,什么叫天外有天。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是无所不能,觉得什么事只要有父亲在,哪用得着我们操心。父亲也是宠爱我们的,他曾说,年轻人多玩一点也没什么,玩也是学做人,今后接班了,就不能再现“俗相”。
父亲走得非常快,因此留给我接班的时间很短。那段时间我痛苦过,压力非常大,也体会了不少人情冷暖。也许是遗传基因吧,很快我就适应了新的角色,“绝不做败家子”是我那时做梦都说的一句话。从父亲那儿我的确潜移默化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吃苦耐劳,诚恳为人,注重情谊,不怕挫折,但是,由于知识的局限性,他们在管理上落后,观念上保守,这些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冲破的。接手公司不久,我就开始改革:一是在公司规范称呼、统一制服、推行普通话,然后对来自家族内部的30多位亲戚员工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成绩现在只保留了5位,同时引进了一批年轻的知识型人才进入管理层。公司的经营模式也从过去的开发、采购、生产、销售一条龙,转变为哑铃式的开发—销售模式,中间的生产环节通过委托方式订单采购,自己只做检测和总装,为企业节省了大量人力和固定资产投入,减少了风险。我还大打广告战,让许多聚能ABS的广告牌出现在高速公路及汽车修理、销售区域,也让了解ABS的人越来越多了。几年过去,重庆聚能公司已发展到年销售7万台ABS系统、产值上亿元的规模,在国产ABS市场排行第一。
现在看来,我“不当败家子”这个目标算是暂时实现了。如果说以前接手企业时我是把它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么现在我已是游刃有余在运作。但我不会满足,我最大的愿望是让聚能集团成为东亚ABS的最大生产基地。我说我现在比以前吃得差你们可能不相信,但这是真的,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的心思都不在这些事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