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穷二代”遭遇“富二代”时,“穷二代”总是会占领道德舆论高地的。百年前,西方就有古话:财富是道德的包袱。
所以,当有钱人胡斌遭遇弱书生,当拉风一样的车遭遇斑马线上缓慢推进的脚,两个同等重要的生命,消逝一个时,杭州飙车案早已超出了普通的车祸,成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表面上看,他们对立的是情绪,实则,对立的背后是父辈的社会阶层、地位的分化。
飙车案后,“衔着金匙出生”的“富二代”第一次狂风骤雨般卷进道德舆论的漩涡。他们被贴上标签:“垮掉的一代”、“脑残的一代”、“礮一代”、“需要心灵救赎的一代”……总之,只要你是穷人、普通人,你都可以唾两口口水,爆爆粗口,妖魔一下他们。
当然,“富二代”喊冤,他们甚至不认为胡斌是“富二代”,因为他的家庭还不足够“有钱”。
一眼望去,这些标签都很眼熟,早几年,80后也顶着这些个头衔,是汶川大地震、全球传递中的奥运会火炬,让他们换了新且高的帽子:担当的一代!
哎,换帽速度之快、帽子高度颜色之迥异,仿佛出自魔术师刘谦之手。
如今,“富二代”正前所未有的被类化,媒体好用“他们”,而不是“他”、“他”、“他”。他们甚至像菜场白菜萝卜归堆儿一样,被专家们“型”化:知识头脑型、游手好闲型、吃苦创业型……
甚至有电视档节目量化他们:富二代有“三好”:生活条件好、教育条件好、创业条件好,普遍不愿意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
有人这样描述“他们”:四五岁,上贵族学校,学钢琴等家教,被大人抱着参加重要场合,当老师问你们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脱口而出“企业家”;
七八岁,列席老爸的董事会,坐在专设小椅子上如听天书;
十来岁,出国留学,早恋被扼杀,读什么专业早已指定,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独成长,每月收到爸妈寄来的账单和家书,一度放纵、反叛;
二十多岁,少主镀金归来,在父辈的企业体验多个岗位,两代人之间有摩擦,也重新认识对方;有的被委以重任——当总裁或执行董事,或“影子持股”,有的独立创业、搞投资、玩艺术去了;婚姻问题突出,“选妃”、“招婿”,并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
不得不承认,这些群像描写得着实生动、可爱,且有现实基础。
“富人的命运是相同的,穷人的命运却各有各的不同”。我们不难发现隐藏1000个金币比遮盖衣服上的一个破洞来得容易。
“富二代”似乎天然就超不出生活的窠臼,他们的帽子天然就只有一款样式。
其实,“富二代”各有各的故事,“有钱”是他们的共同元素,但“他们”中的每个“他”都是不同的,他们也有不穿名牌,勤工俭学的,也有在父亲的尸体边重振山河的,也有远离媒体,低调做事的……
徐永安和他的堂妹,就是“富二代”“他们”中的“他”。徐永安以低调出名,而其堂妹有一个亿万富翁的爸爸却仍旧节俭朴实。这个“不差钱”的姑娘常常坐公交,拜访朋友时落下了太阳帽,也要赶紧打电话去找。
“节约是穷人的造币厂,浪费是富翁的陷阱”。这样的道理,“富二代”不像外界想象的一样不明白。
数年前,李海仓遇刺事件震惊全国,1981年出生的李兆会中断了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回到国内继承了由其父亲一手建立的钢铁集团。年轻并没有阻止财富的继续增长,他从“扶不起的阿斗”成为真正的李总。
这也是家族继承的又一范例。
还有,中国首富刘永好与其女刘畅达成协议:10年内不在媒体面前曝光,低调做事,从财富转移到真正接班,刘永好预留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间。
显然,“富二代”个个都是不同的试剂,既然是试剂,就有成有败,试瓶上的标签不是外人能一股脑儿贴上去的。说到底,“富二代”有自己的阴影、魔咒、悲哀和存活率。
财富是他们共同的魔戒,他们个个都是指环王。可财富的魔戒戴在手指上,真正的魔戒却在心里。心里的魔戒决定了“富二代”们能走多远。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们只有等待时间,冲刷出今天人们赋予他们的群体“标签”,涤荡出个体标签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