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甲肝、SARS、禽流感到甲流，一个草根技术创业者的疫苗人生
“我从今年4月26日起，脑子里全是甲流，调动所有资源做疫苗。但我们的工厂没有连轴加班，这件事只能踏踏实实地做。”
2009年11月20日下午14时，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部，尹卫东身穿一件紫色立领休闲毛衣，虽然略带倦容，但谈到兴起，眼里会露出逼人的目光。他看上去比实际的45岁年轻很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紧张、亢奋，相反，他平静、从容。
这是距离今年4月墨西哥发现首例人感染甲流(甲型H1N1流感)的第221天。中国已有51起死亡病例。网上流传，当下有感冒症状的人八成以上患有甲流。我们熟悉的人，甚至包括作者自己，纷纷倒下。卫生部通报，截至11月22日，全国甲流疫苗接种者有近2000万人。北京科兴已向国家输出600多万支疫苗。
今年9月3日，北京科兴的甲流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生产许可，成为全球首个研制生产出H1N1疫苗的企业。这一天距疫情首次出现只有87天。消息宣布当日，控股北京科兴的Sinovac(Amex:SVA)在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的股价冲到10.3美元，而此前，从其2003年在美国OTCBB上市(后转板到AMEX)，其股价始终徘徊在2~3美元之间。在葛兰素史克、诺华、默克等五大国际巨头垄断的全球疫苗产业格局中，这家创办于2001年，多年来以单一的甲肝灭活疫苗为主营产品，年收入3亿元，利润6000万的民营企业，一战成名，不再沉默。
然而，围绕这个“疫苗先锋”的争议一直存在。“北京科兴敢赌，它在搏一个小概率事件。甲流它押对了宝，但当年做SARS，它颗粒无收。做新发传染病疫苗，很大的变数是对疫情的预判。这个行业的竞争门槛不是技术研发而是临床试验能力和质量监控。国内技术力量最强的是国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但人家有既定的研发和生产规划，不会去赌这些小概率事件。”一位疫苗业内人士的观点很具代表性。
对质疑尹卫东一笑置之：“如果我有赌性，我赌的不是钱，我赌人生。这个赌也是堵住的‘堵’。当疫情如洪水般来临，只有你拥有关闭闸门的钥匙，你是不是最赚钱的人？做传统疫苗，你只能赚市场上1/10的钱。新疫苗可以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而且和国家、公众的利益一致，这是创新的价值。”
但现实又是，在SARS、人用禽流感疫苗上，北京科兴没有赚到一分钱。正在生产的甲流疫苗，由国家收储，至今科兴仍在垫资生产，国家尚未给疫苗明确定价。
颇具意味的是，北京科兴与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有点渊源。后者与其同为北大未名生物投资的背景，由著名的海归博士陈章良创办，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深圳市政府为了支持企业的发展，把高新区黄金区域内的200亩土地划拨给了这家公司)，亦有世界级生物制药企业的雄图。它原本计划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后来转道国内当时正在准备的创业板，其排名为深圳创业板001号。
但随着基因泡沫的破灭，他们也没有坚持下去。海归博导教授去了中国农业大学当校长，后来去广西就任政府高官。北大未名将其股权转让给了深圳当地的一家公司。
而同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尹卫东，唐山卫校出身，在一家国有防疫站工作10年。就是这样一位完全草根的技术创业者，很少说“难”字，创造了疫苗产业的一个个纪录，并终于把北京科兴带上了纳斯达克。
上篇
尹卫东·疫苗人生
甲肝·创业
在甲肝疫苗里，尹卫东穿越了20年，经历了三种公司形态：防疫站的三产单位、中外合资公司和民营股份制公司。他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却也无法全然挣脱那个年代一个科技创业者的尴尬与无奈
1983年10月，唐山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俗称防疫站)派出一支医疗队到河北乐亭做流行病学调查。19岁的尹卫东刚刚从唐山卫校毕业一年多，住在一个姓张的老大爷家里。村里人对医生们很尊重，但当张大爷的孙女患上甲肝，从活蹦乱跳变得面黄肌瘦时，尹卫东发现自己能做的仅仅是支起大锅，熬板蓝根加大青叶。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回到唐山，他问一位教授才知道，中国不仅没有自己的甲肝灭活疫苗(灭活，即疫苗中的病毒已死，不具毒性)，甚至连甲肝病毒都没分离出来。甲肝是区域性传染病，世卫组织不提供毒株，各国企业只能自行分离，或向其他企业购买。没病毒就去分离呗，尹卫东觉得问题并不复杂。他回到张大爷家里，把小女孩的粪便带回实验室。当时，中国的防疫站条件十分简陋，想申请一个显微镜都难。而且，甲肝病毒传染周期很长，病毒需要养1到2个月才能做研究。国内没有研发基础，只能比照国外资料一点点磨。一年多后的1985年4月，尹卫东分离出了甲肝病毒TG84(沿用至今)。在这期间，国有六大所中也只有上海所、辽宁所才有人分离出来。
20出头的尹卫东有点一举成名的味道。但问题又来了。光有病毒，没有诊断试剂，依然无从诊断。当时，一盒进口试剂要好几美元。尹卫东开始研发基于中国甲肝病毒的诊断试剂。这一做是三年。1987年，他主持研制的“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获得成功，与国际标准试剂符合率达到95%以上，批量生产售价不到2块钱。他又一次获得各种荣誉，被提拔为病毒科主任。
对尹卫东取得的成绩，唐山防疫站里的老主任们打趣，这小子一脚踢屁上了，刚来几年就撞了响炮。
“我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不是硕士、博士。当时和我同期分离出病毒的人很多都出国了，还有人去当官的，但你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20年了，我就扎在甲肝病毒上。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做这个，天生有研究传染病的情结，我也没别的本事，只会做这个。那不管别人说啥，你一竿子做到底就是了。”尹卫东说。
现任科兴临床研究部经理的陈江婷与尹卫东是唐山防疫站的同事，在她印象中，当时的尹不像很多刚毕业的人，上班就工作八小时。他每天做的想的都是甲肝，到处查资料，跑图书馆，唐山没有跑北京，拜国家CDC病毒研究所肝炎室主任刘忠柏为老师。
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31万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有人在学校门口，一手卖进口疫苗，一手卖国产疫苗，几乎所有家长都选择了进口的。当时，一剂美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甲肝灭活疫苗要四五百块钱，国有生物制品研究所只能生产甲肝减毒疫苗，不仅有效期短，而且是把活病毒接种到人体内，孩子可能因为接种疫苗而患上甲肝。尹卫东被刺痛了，“要做一个便宜的，中国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质疫苗，一定要干起来”。
他首先想把诊断试剂规模化生产，卖了钱再搞研发。这就需要投资，但唐山防疫站是个事业单位，不可能做产品。尹卫东提出办公司，可很久都批不下来，防疫站没人懂，也没人批。直到1992年，唐山市医学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成立，股权全部归防疫站。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尹卫东先借了5万去注册，之后取回来，再用这个5万重新去注册。全公司只有8个人，尹卫东是法人代表，但不敢称自己是总经理，只在名片上印经理。有了公司，还是没钱。一年卖诊断试剂能有个几十万收入，但全部要贴到研发上去。为了活下去，他们开始做贸易。甲肝减毒疫苗紧俏，他做代理。白蛋白热销，他们从北京批发白蛋白回去销售。那时尹卫东经常在公司说，一年要能赚100万，就有钱搞研发了。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尹卫东认识了一位新加坡的生物学博士，他答应出资与尹卫东办合资公司。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由此成立。新加坡人投资20万美元，占55%股份，唐山医学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占45%的股份，这45%中，尹卫东分离出的甲肝病毒作为无形资产，占20%股份。“合资最重要的是打开了我的视野。当时我没出过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公司该怎么运转。那时申请500美元要打报告批3个月。”尹卫东说。
成立合资公司，资金仍不宽裕，投资20万美元后，新加坡方面没有再出资。从1993年到2000年，他最头疼的还是怎么让公司多活一天。怡安曾尝试研究艾滋病试剂，砸了很多钱未果。后来又跟美国企业合作研发丙肝试剂，也没成功。为了创收，他们甚至做过无土栽培的豆苗。陈江婷是当时的生产经理，她每天把诊断制剂需要用的抗原培养完以后，就去车间种豆苗，然后行政部和销售部的同事拿到市场上去卖。一盘12块钱，主要是卖给饭店。
除了创收，每年公司与防疫站的利益分配也是个问题。怡安赚了钱，每年要向防疫站上缴利润，但交多少合适呢，要谈。上缴之后还有点盈余，尹卫东和团队又不能自己分了，就开始搞改制，逐渐让员工买股持股，国有资本退出。1998年，改制完成，职工持股达80%，尹卫东个人持股10%左右。这期间，防疫站领导有更迭，尹卫东差点被撤掉、换掉。
“都被折腾过。柳传志创办联想经历的所有过程，我们都走过，一模一样。天天是坎儿，疫苗到2002年才生产出来，中间有一点动摇的人，早不干了。但作为一个创业者，你是为困难而生的，不是享受光环的。你面前没有难易，只有做还是不做。遇上盐碱地，怨天怨地没用，天不让你怨，不允许你怨。只能想办法让种子在这地上不被风吹走，能发芽儿，长大。”尹卫东说。他至今爱看《联想风云》，要求公司员工集体阅读，那里面有他那一代人的创业史。
从1996年起，怡安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合作，开始甲肝灭活疫苗的研发。尹卫东向国家申请科研经费，得到的最大一笔资金支持是30万元，但也只够撑半年。研发设备一半都是租防疫站的。四年间，从研发到临床实验的艰辛，亲历全过程的陈江婷回忆起来经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当时尹和一起从防疫站出来的人，后来只留下陈一人。到1999年12月，怡安研发的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填补了国内空白。但要批量生产依然没钱。
2000年，尹卫东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进修管理学课程。从新加坡回来，他没回唐山，去了深圳，找潘爱华。潘现任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大未名在1998年时就借给过尹卫东500万。潘爱华比尹卫东大十几岁，曾和陈章良创办一家叫深圳科兴的公司，做干扰素。当时潘就劝尹卫东，接受北大的投资，把公司搬到北京，马上就可以扩建厂房。但尹卫东不想离开唐山，在土生土长的地方，科兴有声望有名气。做鸡头比凤尾好。在新加坡上了三个星期课，尹卫东想通一件事，我要做的不是唐山最好，河北最好，而是全球最好的疫苗公司。
为尹报名上课的潘爱华让他相中的人开了窍儿。尹卫东至今觉得，潘爱华和陈章良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潘与陈想问题总是国家层面，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尹卫东起初觉得这很虚，他觉得企业怎么活下去是最重要的。现在，他思考、做事也经常言必称“国家利益”等外人听上去像口号式的话了。尹卫东和陈章良更像是酷爱摄影的发烧友，在科兴的走廊上挂着陈章良的摄影作品。尹卫东自己拍的照片被制作成科兴的日历。他与陈很少见面，见了也很少谈具体的事，而是说些大方向和一些感觉的东西。
2001年，尹卫东和北大未名集团合作，成立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336亿元。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甲肝灭活疫苗的技术入股，占股份的24%。新加坡人的股份卖了1000多万人民币。尹卫东带领团队在北大生物城内安营扎寨，有了4000多平方米的厂区，开始把甲肝灭活疫苗产业化。当时全公司只有30多人。
SARS·失败的赌注
SARS疫苗是彻底的商业失败，但它让尹卫东和团队坚信，在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情上，他们能成功
2003年4月14日，北京科兴在北京西苑饭店搞研讨会，一位美国乙肝疫苗专家在演讲时突然晕倒。尹卫东请来医生为他做现场治疗。专家很冷静，说我不是非典，只是拉肚子。晚上，专家与尹聊天，透露一个重要信息，这次的流行病是一种冠状病毒引发的。尹卫东马上想到，我是做疫苗的，可以考虑做。两天后，世卫组织宣布，非典由冠状病毒引发，美国开始发出病毒序列。
此时，中国内地公开的累计报告病例有2900多例，死亡130多例。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企业停业。社会上传出中药能治非典的消息。尹卫东看到，和甲肝疫情爆发时一样，群众开始抢购板蓝根、大青叶。后来开始抢购食品。4月20日，尹卫东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写信说，大炮不能上刺刀，控制疫情要靠疫苗。不管能否做出来，一定要向公众宣称我们已经在干。
“疫情这么严重，你能做点啥？你懂什么叫病毒，懂实验室，虽然你不懂非典，但你懂这一套，那就跳出来干。而且这是一个机会，我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能得到国家支持。当时我们的甲肝疫苗在生产期，流感项目在投资期。非典来了，所有工作进程都会受影响。既然什么都做不了，不如把拳头一攥，就干非典。干成了，反而可以化解生产中的危险。”尹卫东回忆说。当时，科兴的甲肝灭活疫苗“孩尔来福”已经批量上市，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502万元，并开始做甲乙肝联合疫苗和流感裂解疫苗的研发。
他在科兴内部发起讨论会，核心是两个问题。第一，现有的信息和基础能不能做。当时已经确认疫情由病毒引发，而且已有SARS复原病人捐出血清。这些是做疫苗的可靠信息。第二，疫苗研发风险巨大，研发者要在P3实验室工作(即负压实验室，病毒在其中大量繁殖，人员需穿上防护服)。参会的人没一个退缩，开始筹备课题组。
但尹卫东还是没钱。2001年1亿多元的注册资金在兴建工厂、购买设备时就已用尽。孩尔来福上市前，科兴是靠从中关村担保公司借来的1000万元支撑。2002年，孩尔来福批量上市，但企业仍亏损600多万。尹卫东给市政府的信发出后，中关村管委会拨给科兴100万，说当路费。他开始找实验用的猴子、找P3实验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用一整天的时间，陪尹卫东在北京找P3实验室。4月25日，北京成立非典指挥部，SARS疫苗研发由科技部负责。4月28日，尹卫东带着科兴的疫苗研制方案去了科技部SARS防治指挥部，现场写研制报告。整个科技部大楼已经空了，只有这十几个人的工作小组在。4月30日，国家组织专家评审组，考核并批准了科兴的疫苗研制方案。5月3日，尹卫东接到民生银行的电话，说有120万元到账，是来自科技部的钱。
当时，国家成立了两个SARS疫苗研发组。北京科兴、病毒所、医科院动物所为一组；军事医学科学院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为一组。科兴内部重新成立项目组。尹卫东给自己定为首席执行官。“当时做的所有事都是从来没做过的。病毒形状不知道，蛋白组学不清楚，序列搞不懂，就让病毒学家、动物学家、生物分子学家一起干。那时也没有任务书，资源怎么调配、怎么管理、什么时候做产品、多少预算都不明确。只能请专家来把关。”尹卫东说。
由于SARS灭活疫苗的制取工序与甲肝灭活疫苗相似，科兴的甲肝车间全部腾出来做SARS，完成从细胞培养、病毒灭活、提纯、质量检定等多道工序。唐山怡安的厂房全部改造成P3实验室。所有人员24小时保持工作状态。之前，尹卫东从来不记日记，从那时起他记录每天工作的全过程，日记记了很厚的一本。后来，全公司的非典研究档案由两个人整理半年，整出了一屋子。
疫苗在紧张研制中，疫情却在逐渐退去。2003年6月底，世卫组织将中国大陆从SARS疫区中剔除。2003年9月，疫情基本解除。疫苗要不要研发下去？“如果纯粹以赚钱为目的，有利则来，无利则走。但科学不是趋利的，是趋于真理的。要通过你的研究把真理找出来。你必须走完一个过程。”尹卫东说。2004年12月，24名志愿者注射疫苗后，体内全部产生SARS抗体。这标志着SARS疫苗I期临床取得成功，全球诞生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但所有疫苗立刻被国家收储，全部封存。科兴在唐山的P3实验室、研发设备全部被封掉、拆除。其投入几千万元和全部人力、物力没有带来任何商业利益。而更大的损失来自甲肝车间的停产和流感疫苗推迟两年上市。
尹卫东称，SARS疫苗是彻底的商业失败，但这失败于他看来有无限价值。“做SARS有偶然性，但它根本性地改变了我。过去做甲肝，你能查文件，知道人家怎么分离病毒、有多大、形状如何。你做的是引进和仿制。但非典你什么都查不到，它是全新的，而且我们从没做过新发传染疫苗的研究。你要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思维去控制这个项目。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全过程。这是一种创新。SARS让我和团队坚信，在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上，我们能成功。这种自信是多少钱换不来的。”
禽流感·赌人生
人用禽流感疫苗依然不是成功的商业案例，尹卫东一手抓仿制，一手抓创新的经营路线经历了一次实战演习
非典之后，尹卫东在北京科兴提出“两手抓”的打法。一手继续做甲肝、流感等传统疫苗，一手专门干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一手做仿制，一手做创新。这个打法很快面临考验。
2004年初，禽流感(H5N1)开始在全球传播，越南多名患者死于禽流感。中国江西、安徽等地亦出现禽流感，但并未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一些科研实力、研发条件比北京科兴雄厚的机构认为，本国没有病例，不必研究人用禽流感疫苗。但尹卫东不这么看。那时，他在世卫组织的会上总是听到“流感大流行比SARS更可怕，更具传播力”的说法。回到公司，他带领科兴高层在北京凤凰岭开了个会，讨论要不要上人用禽流感疫苗项目。内部争论很激烈，有人担心重蹈非典覆辙，颗粒无收。但更多的人觉得这是机会，不应错过。2004年3月初，北京科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获得科技部700万元的经费支持。2005年10月，疫苗进入临床实验。2005年底，卫生部首次确认，中国出现两例人感染H5N1患者。2008年4月，北京科兴研制出中国首支人用H5N1禽流感疫苗“盼尔来福”注册申请被审批通过，并得到药品批准文号。当时，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此技术。
不过，从商业上看，这又是一次不成功的案例。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人感染H5N1病毒的疫情。人用H5N1疫苗不被允许上市，只能由国家收储，且国家只向北京科兴下了6600万元的订单，而科兴为新疫苗兴建的生产线就投资1亿元(其中国家支持2000万元)。但尹卫东认为，虽然没赚钱，这次却只失败了一半。“SARS时，科兴是倾巢出动。做禽流感时，我们已经有一个项目管理体系在顺畅运行。而且我们打了一个时间差，4到8月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过了这个时期，再做人用禽流感疫苗。”尹卫东“两手抓”的作战体系得到一次演练。
SARS、禽流感，北京科兴连续两次拼在一线，业界开始发出“尹卫东碰到啥做啥，好赌小概率事件”的说法。但陈江婷不这么看。“尹总是从CDC出来的人，他对疫情的敏感和普通的科研人员是不一样的。疫情来了，CDC想的是怎么在全社会建立体系，去防控。而从做商业的角度，是要把一种新技术进行产业化，创造商业利益。尹总有这两种思维的结合，这对科兴很重要。”
“如果我有赌性，我赌的不是钱，我赌人生。这个赌其实是堵住的‘堵’。当疫情如洪水般来临，只有你拥有开启闸门的钥匙，你是不是最赚钱的人？做普通的传统疫苗，你只能赚市场上1/10的钱。新疫苗可以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而且和国家、公众的利益一致，这是创新的价值。SARS我堵空了，但科兴走通了一条应对突发疫情的路径，内部如何分工、外部如何协作、该跟什么研究机构合作、该怎样获得政府支持。而且你堵碉堡，自己不能死。怎么办，你要有另外的闸口。我的研发体系里还有甲肝、甲乙肝、流感。你一个口径堵空了，还有别的口径留着，你还能生存。”生意经
甲流·产业链
做SARS是亡羊补牢，羊跑了，圈乱了。做禽流感是有备无患。甲流是一场完美战役吗？至少，北京科兴展现了其在新发传染病疫苗上的全产业链运作能力
2009年初，中国出现了7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例，4人死亡。没有人想到新的危机正在袭来。2009年4月13日，墨西哥发现首例人感染甲型H1N1病例。十多天后，美国CDC确认在美发现20起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H5N1在动物间是100%感染，100%死亡，对人感染率低，但病死率高。H1N1引发的是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低，但传染性强，而且病毒存在很大的变异可能，乃至引发第二轮传染高潮。
H1N1也许是尹卫东正在等待的一场战役。它考验的是北京科兴对于一种新发传染病疫苗的全产业链运作能力。这是新疫苗能否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基本前提。
2009年4月24日，周五，科兴负责商业信息收集的员工得到墨西哥政府对外发布感染H1N1流感的消息。周六，科兴召开紧急布置会议，谁联系毒株，谁对接政府，谁组织研发等，会议在一小时内结束。周日，全公司召开动员会，明确分工，公司进入紧急状态。
在SARS、禽流感上的表现，让科兴进入了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的视野，并成为其流感疫苗供应国际行动组(IVS ITF)的成员，且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唯一会员。这让尹卫东在后来获取疫情情报上有了天然优势。他开始与IVS组织成员密切联系，频度由原来的一周一次，改为一周两三次。
4月29日，世卫组织宣布将疫情警告级别提高到5级。尹卫东迅速在内部启动《大流行流感(甲型H1N1株)疫苗生产预案》，按照在SARS和禽流感时候走通的路径，信息收集、国际联络、毒种联系、疫苗原材料采购、质控和质检各小组准备就绪。
5月11日，四川省确诊中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有鉴于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启动针对新流感疫苗的特别审批程序：即新疫苗完成研发、临床实验后，在3天内可快速通过国家药监局审批而立即启动生产。而这种特别审批程序首次出现，是在2005年，科兴进行人感染禽流感疫苗研发时出现的。
5月27日上午，世卫组织在美国CDC确定了最终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用毒株。6月8日下午1点40分，自美国CDC发往科兴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用毒株运抵首都国际机场。在国家应对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保障组、海关总署和国家质检总局三部门的联合协调下，海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各种清关、检疫检验手续。当晚8点，毒株被送抵科兴。而在以往正常情况下，毒株出关要两三天时间。科兴实验室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所有实验材料，毒株一到，马上开始毒株种子批量制备。
在设计思路上，科兴启用“原型疫苗生产工艺”生产流水线。这种“模型”的生产工艺、质量标准、抗原含量和组分，以及免疫原性、安全性、效力等均进行了严格设定并报管理部门备案，只在流感的病毒毒株这一环节留作空白。当流感大流行出现，只需将模型疫苗毒株更换为当前流行病毒株，并报主管部门审评后，就可以立即投入生产。此模型的概念及生产体系源自欧盟。“现在看，我们做人用禽流感疫苗，最大的贡献是推动政府了解什么是流感大流行，建立了一套快速动员的规则和体系。同时，让我们做出了模型疫苗的路子。”尹卫东说。
科兴把H1N1疫苗的生产变成了一道填空题，而且它是国内掌握大流行流感疫苗批件的唯一企业。但尹卫东向政府提议，若最后结果疫苗只能按大流行流感疫苗来生产，那么希望国内的疫苗生产企业形成一个同盟，避免只能科兴一家生产的紧张局面。疫苗企业委托生产的做法在此前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是在甲流的严峻形势下，药监局改变了一贯的态度。
在不到一个月内，科兴的首批疫苗下线，进入检定程序。通常情况下，疫苗生产出来要由企业自检合格后再送到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至少要35个工作日才能出结果。但这一次，疫苗生产出来后科兴的自检与中检所的检定同步进行。
7月22日，科兴H1N1流感疫苗临床试验在北京怀柔展开。至7月25日分批完成1614例受试者的第一针接种。8月17日，科兴的甲流疫苗临床试验揭盲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确认了，甲流疫苗可用季节性流感疫苗工艺生产，且不需要佐剂，15微克就可以达到保护效果。科兴的原型生产工艺虽然没有派上用场，但国内10家流感疫苗企业都可以生产甲流疫苗，尹卫东亦坦然接受这个结果。
9月3日，科兴甲型H1N1流感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生产许可，全球首支获得政府审批的H1N1流感疫苗在中国诞生。此后的第二天，河南华兰生物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拿到政府批件。华兰是国内产能最大、资本最为雄厚的民营疫苗企业。
从拿到毒株到生产出第一支甲流疫苗，科兴的甲流狙击战用了87天。“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孤注一掷，而是打了一场有体系的战役。”尹卫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