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房价不断上涨，居高不下，普通人想买一套像样的住房，倾毕生积蓄都难实现；而一些开发商囤地、炒地却成为了见怪不怪的现象。房产界巨头潘石屹曾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开发商只倒土地，从来不盖房子。”11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节目点名指出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旗下的盈科大衍地产有限公司，在2006年投得北京工体4号地，闲置3年，今年8月高价转手，赚得约2.35亿港元。而该地段的地价也从当初的每平米1.3万元疯涨至每平米2万元以上。节目主持人称，“这是明目张胆的囤地”。
李泽楷“囤地事件”被曝光后，业界不满、公众愤怒、舆论沸腾。这不仅是因为囤地“坐以待涨”的行为本身，更因为事件主角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
11月6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向香港盈大公司了解事件具体情况，其公关部负责人接受了采访。
1年零7个月打地桩
据报道，在2006年成功投得占地4.6万平方米的工体4号地后，李泽楷随即签订项目合同，计划建一个商业中心，和附近的盈科中心产生协同效应。
合同规定该地的开工日期为2006年9月20日，竣工日期为2008年3月31日。然而，3年多来，合同成为一纸空文，项目闲置，该地至今仍只是一个大坑。对于为何一直没有开工，盈大公司公关部的李小姐说：“盈大2006年4月起委托建筑设计师进行设计与施工研究，并于2007年7月开始前期施工准备及土地开挖工程，并未将项目闲置。根据合同，项目需要于2007年9月前开始动工，但2008年3月因恰逢奥运，应有关部门要求停工，直至2008年10月奥运结束后恢复施工。”她补充说：“直至今年10月份，已完成所有打地桩工程，开始兴建地库。”
记者随后咨询了一位在建筑行业工作多年的工程师，他表示：“如果是4.6万平方米的地桩，正常情况下至多4个月一定会完工。怎么可能从2007年9月动工，到2008年3月，还没有完工？还需要再从2008年10月到现在，一共1年零7个月的时间？”
接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工体4号地实地考察情况，但由于施工方的阻拦，加上这块地的四周也已被围墙包围严实，记者没法进入工地的现场。
早在1994年，我国政府就颁布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9年，国土资源部门又发布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两部法规明确规定，“对超过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1年而尚未开发的，征收土地闲置费；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2008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再次重申这个问题。
当记者就以上法规提问时，李小姐以“项目一直在建设当中，并无闲置”为由，拒绝作进一步回答。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其“2007年9月开始动工”的说法，该土地也有一年的闲置时间，李小姐关于“这一段时间在做设计与研究工作”的解释难以成立。
令人费解的是，对此事件，主管部门未见任何惩处措施，更没有看到对超过两年期限的闲置土地“无偿收回”。
爱套现的“小超人”
虽说头上顶着“小超人”、“高级炒家”等光环，但李泽楷的商业手段遭受质疑已不是第一次。当年他曾被香港《大公报》直指“入主电讯盈科六年来公司业绩不佳，其本人的表现令人失望”。
可即便是争议不断，李泽楷的“特殊手段”、“聪明头脑”依旧为他赢得了亿万财富，尤其是他一次次展示“超人般的勇气”，不断套现的举措。
白手起家的李嘉诚很早就告诉自己的儿子，要想成为一名资本市场的投资家，“勇于搏击的冒险精神”和“独到的眼光”必不可少。和父亲相比，李泽楷性格中“不安分的因素”更多。
1987年从斯坦福大学肄业后，李泽楷没有回到香港，也没有干计算机这一本行，而是到加拿大做了投资顾问。他当时就说，“IT这一行，有学问的人太多了，很难‘赚到快钱’”——正是因为对“赚快钱”的热衷，他开始游走在风险和机遇都更大的资本市场。
李泽楷的经营之路从第一次套现开始。1991年，他向父亲借了5亿港币，成功投得香港首个卫星电视，并潜心建立起了一个“卫视王国”。可就在初具规模之际，他却突然转手将卫视64%的股份卖给“传媒大王”默多克，净赚4亿港元，“小超人”从此起步。
随着在资本市场上的不断成功，李泽楷开始涉足地产业。1998年，他通过竞标香港政府的“数码港计划”，得到贝沙湾的土地住宅部分以及商场发展权，名为替政府发展，实则成立新公司，借壳上市，并在获取利益后，一次套现40多亿港元。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体4号地的买卖上，李泽楷“囤地”行为只是在内地的一次试探而已，其手法依旧是一贯的“绕过政策、获利套现”。
不盖房比盖房更赚钱
“不盖房比盖房更赚钱”，这是李泽楷以实际行动告诉大部分地产商的一个结果。他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施工建设，只凭借囤地3年就赚取了2.35亿港元，“而若是开发商建设住宅，这个面积，收入最多也就是1亿元。”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囤地行为大大加剧了土地市场的价格泡沫，而这些地价最后都会转化到房价上，苦了买房的人。”
最近，业内有种说法是“北京没房可卖了”。此消息源于民生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近期发布的《中国地产金融蓝皮书》，“截止到今年9月底，北京楼市的库存房已经跌破了10万套的警戒线，只够5个月的销量，而就在今年年初，北京的存量房还够卖两年的。”
“政府供应再多的地都会被开发商囤积在手中，它形不成真正的供应量，现在供不应求这种假象就得不到改变。”陈国强分析，囤地的行为一般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国企和上市民营房地产企业为主，比如，华润置地作为国企，也被中央电视台指出存有两年以上未开发的土地；二是以高溢价拍地为特征，一般拍出的土地价格都远远高于周边土地的价格，比如说李泽楷5.1亿元投得的工体4号地，土地价格均价就达每平米1.3万，而当时周边最贵的现房价格才每平米1.6万；三是这些房地产企业囤地的钱都来自银行和股市，没有银行的贷款，房地产企业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调度，而来源于股市的资金大多是由上市房企通过增发股票，或者先压低价格趁机大量吸纳，再抬高价格抛售一部分套现获得，因此可以说，是银行和股市的钱助长了房价的飙升。
开发商敢于大肆囤地，暴露出我们在土地监管上的诸多漏洞和问题。多年来，这个现象一直是房地产市场争论的热点，但是在各种利益的纠葛下，却一直也难以解决。在陈国强看来，要想杜绝囤地行为，必须有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政府出台政策把大部分土地出让金都收归国有，地方政府就会失去拍地的冲动，在执法上就会采取更大的力度；第二，需要由国土资源部和证监会对上市房地产企业进行监督，尤其是管住大公司。只要管住这些大公司，小公司自然就会去遵守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