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4月份辞去中信泰富主席的荣智健并未选择做寓公，沉寂5个月后，他宣布将成立一家新公司，进军房地产业和金融业。
事实上，在荣智健向记者们透露上述信息的时候，荣氏家族企业已经悄然成型。CBN记者从香港公司注册处查到，荣智健成立的新公司名为“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为Yung’sEnterpriseHoldingsLimited，最初注资仅40元(港元，下同)。
这家新成立的企业虽然注册资本仅40元，却颇受外界关注，因为荣智健曾成立53家空壳公司，却从来没有一家以“荣氏”命名。
这不由得令外界猜测，荣家将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到这家企业，借此创造另一个中信泰富式的辉煌。
彻底的家族企业
香港公司注册处的信息显示，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于今年6月成立。据注册处职员推测，此公司应该是通过购买空壳公司改名而得。公司注册股本分属地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4家公司，股权由4家公司平均分摊。
业内人士认为，这4家公司幕后人很可能便是荣氏家族成员。
公司注册地址刚好是位于中信泰富所处地址，即金钟中信大厦32楼。董事会成员为荣智健本人以及次子荣明棣、长女荣明方，共3人。荣明方同时兼任荣氏企业的秘书，并以秘书的身份签署有关注册文件。
上述董事会成员与中信泰富的关系给人不少想象空间。主要董事之一荣智健，虽然已辞去上市公司职位，但目前仍是中信泰富母公司——北京中信集团的常务董事，他表示暂时没有计划辞去这一职务。荣明方曾任中信泰富财务主管，在去年外汇巨亏事件曝光后，被降职处理。荣明棣目前正任职中信泰富主席助理。
在荣智健的家族成员中，目前只有任职中信泰富执行董事的长子荣明杰没有出任荣氏企业的董事职位。此外，与荣智健共同进退、辞去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一职的范鸿龄也没有在荣氏企业的董事名单内。
新公司显示出强烈的荣家色彩，无怪乎不少港媒用“另起炉灶”来形容该公司在荣智健战略中的布局。
除上述荣家成员外，荣家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在中信公司任职，CBN记者致电中信泰富公关部进行咨询，对方低调回应说：“公司内部员工名单不便向外界透露，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不如去问荣家吧。”
与中信泰富竞争?
香港业界人士点评说，从荣智健今年在资本市场的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一些自立门户的端倪。荣智健今年从中信泰富董事局辞职后，闪电般减持其股份，于5月初以每股12.2元沽售6000万股中信泰富，持股量由11.48%降至9.8%，套现7.3亿元，连同出售保利香港的股份套现7.9亿元，共套现达15亿多元。不久之后，荣氏企业便于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
荣智健曾经对自己的减持作过解释。他表示，减持仅是个人行为，并声称看好中信泰富未来的发展前景，无意全部沽售旗下所有的中信泰富股权。
目前尚不知道荣智健的股份减持行动是否与新成立的荣氏控股公司有关。但是无疑，出售这些股份带来的资金流，足以令荣智健有较雄厚的资本开展新的商业运作。
对于自己新成立的公司，荣智健显得踌躇满志。他透露，新成立的公司将会从事金融及地产业务，有机会在上海投资，而且投资范围不会只限于内地，也会投资其他地方，如果没有利益冲突，也不排除会跟中信泰富合作。
对于中信泰富来说，目前更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清除去年外汇巨亏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尽快树立投资者的信心。去年的事件不仅令公司元气大伤，也引发投资界一些人士的不满。
恒丰证券研究部董事林家亨认为，中信泰富作为在香港上市多年的公司，且公司资本雄厚，而荣智健在去年的外汇巨亏中个人财富大幅度缩水，因此势单力薄的荣氏企业暂时无法与中信泰富形成竞争，但是间接竞争应该还是存在的。
能否再造辉煌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荣智健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为搭建一个平台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1990年中信香港收购泰富发展，成立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局主席。
此后短短十几年间，中信泰富的版图急剧扩大，发展成为香港一家以电力、基本建设、航空、地产、贸易及分销为主营业务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不过辉立资产管理基金经理陈煜强评价说：“在政府背景影响力逐渐淡出后，中信泰富与其他公司相比，没有太出众的竞争优势。”
御泰资产管理董事黄国英(博客)也表示：“在目前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几乎很少能有过去那么好的投资机会。”
从上述两位投资专家的判断来看，荣氏控股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更多努力。黄国英明确说，他并不看好荣氏企业的发展，认为荣智健已经脱离了家庭背景的光环;在资本运作上，再也没有特殊政策的支持，而目前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房地产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要脱颖而出十分困难。
荣智健能否凭借现有荣家的实力，东山再起?从过往经历来看，他是特殊背景下造就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一手创造了中信泰富今天的辉煌，虽然离不开中信集团的支持与荣氏家族的深厚背景，但荣智健个人的商业智慧以及敏锐的商业头脑也无可否认。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他也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新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不会在香港取得这样辉煌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