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月4日，国务院正式任命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副行长易纲，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胡晓炼卸任局长一职，成为专职央行副行长。
在中国外汇储备突破2万亿美元的背景下，这一高层人事变动尤其引人注目。
分析人士认为，如何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在中国经济进入复苏期的环境下，如何应对“热钱”流入等问题，将是易纲上任后需要面对的难题。
“秀气”的官员
“这个时候让他来主掌国家的外汇储备，表明他深得上层的赏识，这主要得益于他十多年来对中国货币政策有着很深的造诣。”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上述研究员说。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一家外媒资深记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理论基础很好，演讲的时候，都是成套的理论。”
在众多财经记者眼中，易纲为人低调，不愿接受访问，实在被媒体围堵在墙角里举步维艰的时候，只言片语也是记者们不感兴趣的话题。
“当老师的时候，易纲乐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不过随着职务的变化，他现在变得不怎么开口了。”上述记者说。
记者曾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追问易纲，直到餐厅门口，看到记者就一个人，易纲说，“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去吃饭吧。”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
分析人士认为，易纲的这种处事风格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30多年前，易纲曾经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劳动，或许是经历了那个时期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对一些问题的原则把握得很准。”上述研究员说。
据公开资料显示，1976年，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在当时，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要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便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领导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说，“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
上述央行官员说，易纲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比较认同，反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套路。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易纲就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随后，伴随着徐滇庆、朱民、汤敏、左小蕾、许小年、梁能、王辉耀等人的激情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会”。
回国后的易纲带着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想，开始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金融秩序、流通秩序的无序状态。
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现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海闻对媒体提及那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很简单，就为了一个理想。”
事实上，海闻、林毅夫、易纲早在留美期间就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据介绍，易纲不仅对金融领域非常了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关注。
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2003年，在他撰写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