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雾霾天”、“PM2.5”、“爆表”，刚刚过去的2013年，这些与空气质量有关的专业词汇在中华大地得以迅速普及。如果说2013年年初雾霾还是北京的专利，那么年底的那场蔓延全国的雾霾则让更多人领教了其威力。度假天堂海南岛也未能幸免。
2014年，一场关于雾霾的攻坚持久战已经全面打响。
连日来，地方“两会”陆续召开，“治霾”成为会上最重要的议题。1月18日，北京人代会分组讨论中，旁听的北京市长王安顺透露，自己已向国务院立下治霾“生死状”，保证在2017年前实现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国务院领导则开玩笑称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
此前的1月14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研究所等环保机构，共同发布《蓝天路线图》大气污染调研二期报告(下称“蓝天二期报告”)，指出一批大型火电、钢铁等高耗能企业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呼吁各界推动落实在线监测数据的实时公开，以社会监督促进大规模减排。
《蓝天路线图》，是根据各地企业以及环保部门公布的排放标准和指数制作的研究报告，以确定谁是重点区域最大的污染源头，哪些省市未能做到实时发布，哪些省市的排放标准严重偏松。
“可以说，现在的雾霾问题就是地方环保局不作为造成的。现在空气质量信息和企业污染排放信息数据缺失现象非常严重。没有数据，很多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研究所主任宋国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一刀切式的治霾措施，转变工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都不是治霾的最好办法，也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和雾霾相关的就是排放，而目前在我国技术上是可以实现达标排放的。”
监测数据不全、取证难
“要找回蓝天，需要一张蓝天路线图。”这是公众与信息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当初发起《蓝天路线图》的初衷。“希望通过《蓝天路线图》，能帮助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出有效的空气质量改善策略，进入到恢复蓝天的正确轨道。”马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蓝天路线图》包括检测发布、向公众提出警示倡导、识别污染源以及分步减排四个步骤。
马军说，发布《蓝天路线图》报告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能将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的注意力直接转化为对污染企业的社会压力，以此来推动污染企业减少排放。也希望能在各界共同努力下，能够尽快制定出一个公开的蓝天路线图，让大家能够持久地在蓝天下生活。
2011年12月15日，《蓝天路线图》一期报告发布。随着检测数据适时公开地完善，蓝天二期报告发布后，马军表示，相比两年前，我国在环境信息发布和预警应急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蓝天二期报告称，截至2014年1月2日，我国179座城市实现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居民通过电脑甚至手机，就可以了解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而实时发布凸显污染严重，促使多个地区制定并着手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但部分关键措施的落实以及效果尚待确认。
山东、浙江、河北等省份率先开启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发布。马军认为，这些地区的良好实践，有助于满足公众知情权，也有助于识别区域内的主要污染源头。而令人遗憾的是，天津、湖南等地的在线平台没有能够如期发布。
“尽管如此，检测数据缺失的状况非常严重，基本上所有历史数据都不被保留。”宋国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即使是在实时发布方面极为积极的山东省，数据也不够完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对月日均值数据有效性的要求是，各监测点每月至少有27个有效日均值数据，但是山东省公布的数据，多数平均值不到20天，有些项目的数据全省都缺乏。
“即使当天忘记传输，第二天也可上传，难道监测设备同时出现故障了吗?很明显，这是环保部门故意的。”宋国君对此表示很气愤，“没有数据，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是瞎争论，没有实质意义。这就是环保部门的不作为。”
宋国君认为，相关信息的公开将非常有用。涉及到污染问题，美国80%的环保案件都是在法院解决。但在中国行不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取证难。如果数据能够进一步公开，对环境问题整个证据链的完善将有很大帮助。
减霾必须区域联防
环保部的统计显示，2012年74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曾高达92.1%。但2013年上半年，74个城市的平均达标天数比例降为54.8%，超标天数比例为45.2%，仅舟山、惠州、海口和拉萨4个城市的PM2.5浓度达到或优于空气质量年二级标准(35μg/m3)。
“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基础上的监测发布，使得空气质量数据更加准确地反映空气污染的严峻形势。”马军表示。
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最新数据，2013年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为89.5μg/m3，超过年均35μg/m3的“新国标”1.56倍。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共176天，不足半数，5级重度污染、6级严重污染天气累计58天，平均每6天至7天就有一次重污染过程。
北京雾霾严重，河北、天津成为众矢之的。
2013年，环保部每月发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城市，前11个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倒数前十名中，河北省的石家庄、邢台、唐山轮流上榜。在全部11个月排名中，河北省城市的上榜率都高于其他省区。
云集了众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项目—钢铁产业—的河北省，已经被雾霾天压得喘不过气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曾对媒体表示，河北工业“用全国1/12的能源消耗，仅创造了全国1/20的GDP、1/34的财政收入。”
“减霾不可能是一个区域的事情，必须通过区域联动，协调解决。”马军介绍说，仅以煤炭消费为例，北京市每年燃煤2200万吨，天津市差不多7000万吨，河北省则将近3亿吨。
2013年9月12日，“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国十条”)颁布，各地纷纷拿出自己的行动方案。“国十条”专门在第八条对“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治理”作了详细描述，特别要求建立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由区域内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协调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区域联防”在防治大气污染中已成为一个被高度重视的机制。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召开治污动员大会，省长张庆伟在会上表示，按照国家下达的任务，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的总体目标是，“到2017年，全省细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25%以上，首都周边及大气污染较重的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和定州、辛集细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33%……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大幅度减少。到2022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而具体到钢铁产业和煤炭消费两大污染源，“到2017年，全省煤炭消费量在2012年基础上净削减4000万吨和钢铁产能压减6000万吨”。
为此，河北省发布《河北省削减煤炭消费及压减钢铁等产能任务分解方案》。根据方案要求，到2015年底，全省压减炼铁产能1447万吨、粗钢产能1586万吨，削减煤炭消费875万吨;到2017年底，全省将压减炼铁产能6672万吨、粗钢产能6726万吨，削减煤炭消费4034万吨。
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河北省有冶炼能力的钢铁企业共计148家，总资产9570多亿元，直接从业人员61万多人，粗钢产能2.86亿吨，2012年粗钢产量2.2亿吨，产能、产量均超过全国的1/4。2012年工业增加值3865亿元，占GDP的13.9%;上缴税收405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1.6%。
据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统计，2012年河北省钢铁行业生产吨钢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排放量分别达1.23千克和0.77千克，这两个数字均为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同行业先进水平的3—6倍。
“按计划，河北到2017年底将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也就是说近三成的钢铁产能面临被淘汰。未被淘汰的钢铁企业也将面临环保标准加严而带来的成本上升的挑战。”马军称。
钢煤之患
“环保部今年初针对华北近300家钢铁企业进行排查后发现，其中七成以上企业都存在超标排放问题。而颇为无奈的是，目前整个华北地区的钢铁企业均为未通过环评的‘黑户’，对其监管一直处于空白状态。”2013年10月23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曾公开发表这番言论。事实上，京津冀地区的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排放问题，一直是环保部大气污染监管盯得最紧，但也是最头疼的难题。
“尽管河北省已经采取了环保措施，但目前对产能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我的钢铁网”研究中心主任曾节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截至2013年上半年，河北省钢铁产能已达3.14亿吨，占全国总产能的1/3，其中唐山产能就超过1.2亿吨。”
据曾节胜介绍，目前全国钢铁高炉有700座左右，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就达270多座，天津有10多座，山西和山东省分别有40来座和30多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炼铁高炉数量超过全国一半。
“密集的高炉，使钢铁行业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造成的污染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污染防治难度也更大。”曾节胜说。
宋国君则认为，“各省以环保的名义整顿钢铁行业，调整工业结构，但这并不是治霾的根本办法。雾霾的产生在排放，而不在结构调整，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排放上，排放达标了，雾霾也就解决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技术是可以达到的”。
与工业结构相呼应的是能源结构。煤炭在河北省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河北以“煤烟型”为特征的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资料显示，仅石家庄市，一年消耗煤炭就达5000万—6000万吨，相当于近3个北京市的消耗量;唐山市一年燃煤超过9700万吨，相比之下，湖北省一年的燃煤消耗仅1.1亿吨。
蓝天二期报告认为，近期遭遇严重雾霾的长三角及周边地区，工业污染排放也是主体。与通常的认识不同，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煤炭消耗量很大，燃料煤占绝大多数。2011年江苏、浙江、上海的工业煤炭消耗量分别达到2.56亿吨、1.48亿吨和5935万吨。其中火电行业消耗量最大，将近3亿吨。
马军介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煤炭消费量达15 亿吨，占全国43%;火电装机2.2 亿千瓦，占全国30%;钢铁产能5 亿吨，炼焦产能3 亿吨，各占全国的50%。山东、河北、山西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居全国的第1、第2 和第5 位。
根据“国十条”要求，国家将严格控制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煤电项目，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厂，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批新建燃煤发电项目。
尽管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赞成煤炭是雾霾产生主要元凶的观点，但他也坦承：“以全国范围内衡量，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的比例依然占据一次能源消费的80%左右，是难以撼动的主力能源。煤炭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都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资源禀赋难以改变，新能源一时还难以承担大任，占比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明年如果气候条件不变，雾霾还会重来。”
“治霾是大势所趋。但‘堵’不是办法，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加快煤炭企业的转型。”兖矿集团战略研究院院长牛克洪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牛克洪认为，煤炭企业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在煤炭的消费环节上没有实现“高碳能源，低碳利用”。所以应该加强煤炭消费企业的技术改造，实现“低碳排放”。同时也应该在煤炭生产企业的转型上给予支持，推动“煤制油”、“煤制气”等产业的发展，实现煤炭的综合利用。
依法促达标排放
“从排放技术上讲，我国现有的技术是可以实现达标的。但如果达到排放标准，企业的环保成本势必会上升，这也成为雾霾一直不能有效得到解决的最重要原因。”马军认为。
蓝天二期报告提出，随着地方治污行动的开展，短期内将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GDP数据，甚至有可能对该地区的财政及就业产生影响，因此难免遭遇阻力。
马军表示，目前，河北、浙江、内蒙古、江苏、河南等火电大省区，都依然在执行现行的国家排放标准。而从2014年7月1日起，现有火电企业即将实施新的国家火电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将被大幅收紧。2015年1月1日，钢铁业的排放标准也将实施。但现在很多企业还没有做好准备。
“总体来看，由于北京市执行了区域内最为严格的排放标准，而多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基本能够达标，北京市重点监控企业的排放量远小于区域内其他地区。这说明，标准排放是可以达到的。”马军称。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达标，并且完全有这个承受能力，只是我们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政府需要采用法律授权的手段，促进企业解决排放问题。排放标准是政府执法的支点，也是企业守法的红线。”宋国君表示，“企业要符合政府制定的排放标准，超标就是违法，而现在有些企业全年超标，但还继续经营。”
宋国君介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控制雾霾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控制直接排放颗粒物的污染源。
宋国君曾三次专门去美国加州访问。“我国和美国空气质量管理存在较大差别。美国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是达标，而标准按照法律规定需五年核定一次，根据已有研究评估空气污染和人体健康的关系，确定是否修订。”他对比说，“但我国从1990年代至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始从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变，很深入很细致的措施并不多见，对防治工作并没有本质上的改革。”
2012年底，我国颁布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等三区十群117个城市，到2015年PM2.5浓度至少降低5%，并要求超标城市编制达标规划。
但针对这一提法，宋国君提出质疑：“这种提法太笼统，计算浓度的平均值并不可取。不如以天来计算。”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况且中国的大气污染更严重，防治形势更复杂，这需要政府、企业及公众的共同努力。”马军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