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们的财富令人晕眩他们的年轻更加令人晕眩
他们领导着年龄甚至超过他们一倍的员工
他们少年老成心中没有英雄
他们视创业为人生的游戏
他们的血液中流动着1和0
他们是中国的极客
极客：年龄在21~34岁之间，从有记忆开始就与数字技术打交道，在30岁时的理想是改变世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领导能力的养成阶段在1991~2000年之间，追求个人生活与事业发展的平衡。
怪杰：年龄在70岁以上，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30岁时的理想是在一个有实力的公司中得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崇拜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领导能力的养成在1945~1954年之间，虽然年华老去，但依然保持赤子心态。
31岁的88亿
晕眩！也许一切都只能用这个词形容。对普通人而言，他的财富让人晕眩——88亿元人民币；他发家的速度让人晕眩——创业迄今不过5年；更让人晕眩的是他的年轻，1973年出生，今年只有31岁！
10月12日中午，上海，盛大网络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天桥名列此间发布的“200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第二名。
事实上，陈的财富是透明的，今年5月，这家中国最大的网络游戏提供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依照股价，陈天桥所持股票的市值很容易计算出来。(胡润的计算截止日是9月10日，此后盛大的股票仍一路上扬，按照最新的计算陈很可能是首富)
1996年，23岁的陈天桥从大型国有企业陆家嘴集团董事长秘书一职上辞职，这是他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的第一次辞职——他不愿追随调往浦东新区任副区长的领导去政府部门，当时精明的上海同事提醒他“快要分房了，等分了房再走”，但在学生时代被同学认为“性格坚毅、极富才华”的陈天桥颇为自信——“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栋房子？”
辞职后陈去了上海一家证券公司，1999年，他再次辞职。三条路摆在了他面前，一是与太太一起出国，一是在国内找一稳定的工作，过过小日子，但陈天桥最终选择了创业，靠着东拼西凑的50万元资金，他一头闯进了充满财富机遇的互联网新经济。
短短5年时间，陈天桥的财富飚升了18000倍！
“我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过要当首富。人的一生总是会有很多头衔，我马上要做爸爸了，对我来说，‘爸爸’这个头衔，就比‘首富’重要得多。”陈天桥庆幸5年前的选择，但对“首富”这个称号本身，他并不感冒，这一如他对金钱的态度。“我并不在意金钱本身，我只是觉得我能挣到更多的钱，就能够证明我比别人有能力。”陈天桥这样描述当年创业的动机。
“创业就像远足、泛舟、骑登山脚踏车及滑雪一样，成为年轻人的消遣，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并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无前例可循的世界。”这正是美国领导学泰斗沃伦·本尼斯在畅销书《极客与怪杰》(Geeks& Geezers)中对“极客”(Geeks)的描述。
30岁挑战50岁
出身普通家庭，受过高等教育，70年代生人，知本家，新经济，冒险创业，迅速致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陈天桥都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版极客。像陈天桥这样的极客，时下在中国经济中正呈井喷之势。
中国经济“30岁挑战50岁”，有媒体曾这样报道商业新势力崛起现象。一大批30岁左右，也就是1970年后出生的企业家、商人迅速占据了许多知名企业与公司的领导者位置。极客们的身影日益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的中心。
挟网络雄风，1972年生人汪延29岁时出任新浪总裁，1971年生人、去年中国首富丁磊26岁时便创立网易公司，在他们身后，更多出名或者不出名的网络新贵搅闹得世纪初的中国一片热浪，美国纳斯达克股市都为之侧目；1972年生人、原浙江国投领导人张海28岁时就令人震惊地主持收购了国产饮料一面大旗健力宝，着实让人领教到当家小鬼们的厉害。
2003年9月初，美国《财富》杂志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全球40个40岁以下年轻富豪”的排行榜(2002年是第一次评选)。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内地入选的有6人之多。
“中国人的入选比例很高，涉及的商业领域很广，说明中国是个企业精神很活跃的地方。”美国《财富》杂志的编辑Robert Friedman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上榜的6人可谓各式各样，有的是知识经济的实践者，靠做市场调查起家；有的是互联网革命的缔造者，在纳斯达克的起起伏伏中建筑财富王国；有的在传统产业中闪现致富灵光，靠卖鱼饲料也把资产翻转几十万倍；有的用3万元贷款起家，15年赚了15亿。
与靠批文之类特殊社会资源在贸易和房地产业一步登天的中国第二代富豪相比、当下的这第三代年轻富豪几乎都是从默默无闻、赤手空拳开始的。中国目前已经有不少1970年代出生的亿万富豪。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有知识有创意，他们在很短时间便实现了财富的积累。“这些‘搅乱世界’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尤其在中国。”
时代背景和创业激情
时代背景如何影响到极客和怪杰们对于领导角色的看法呢？当沃伦·本尼斯选择同一年龄段(大约21~35岁)来比较美国极客和怪杰的期望和志向时，发现了三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有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期望能“改变世界”及“创造历史”；而怪杰却只想到“维持生计”。其次，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更强调在他们的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求得平衡。第三，极客与怪杰相比，比较不会崇拜英雄楷模，也不以英雄人物作为成功领导者的象征。
在中国，成长背景也明显影响了不同时代的企业家风格。3年灾害、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相比命运多舛的50年代生人——譬如创维的黄宏生、TCL的李东生、万科的王石，70年代生人成长的大背景则要甜蜜得多：国家25年持续的改革开放，经济成为社会事务的焦点，物质生产能力逐步强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意识形态渐次退出日常生活领域，全球化势力大面积输入。“这是过去150年间的中国从未有过之变局。”出生于1976年的青年政论家许知远如此形容“这一代人”的成长。
与他们的父辈企业家相比，同在年青时代，极客们无疑有着更强烈的创业动机。这一代人的气质中有一种“不可救药的自信”，有人这样形容。这直接催生了中国极客们的创业激情和冒险精神——往往还在他们乳臭未干的时候。
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丁磊回到家乡，在宁波市电信局工作。电信局旱涝保收，待遇很不错，但丁磊更多感到了一种难尽其才的苦恼。1995年，他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从电信局辞职，一心想出去闯一闯。
他选择了广州。后来，有朋友问他为什么去广州，不去北京和上海？他讲了一个笑话：广州人和上海人，其实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比较，如果广州人和上海人的口袋里各有一百块钱，然后去做生意，那上海人会用50块钱做家用，另外50块钱去开公司；而广东人会再向同学借100块钱去开公司。
在美国赛贝斯(中国)公司(Sybase)任技术支持工程师一年后，丁磊又一次萌发了离开那里和别人一起创立一家与Internet相关的公司的念头。在当时他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Internet，而且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上网用户。
1997年5月，丁磊决定创办网易公司。2000年，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丁磊身家达数亿美金。回想起今天的成功，丁磊最看重的还是他当年从电信局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
1993年，现在的新浪总裁汪延刚刚21岁，而在前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刚刚发表南巡讲话。当时汪延在法国巴黎大学念书。“回国创业成了我朝思暮想的事情，为此我甚至离家出走，在旅居法国的父母的百般劝说之下，最终没能实现回国创业的梦想。”
两年后汪延又遇到第二次机遇。1995年暑假，他回国探望爷爷奶奶。期间，他遇到了中学时的同窗好友，二人彻夜长谈，话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创业。这次长谈的最终结果是他与两名同窗结成了三人工作组，业务是制作和经营以光盘为介质的宣传品。
暑假结束了，汪延飞回巴黎，决定念完巴黎大学的法学本科课程。而此时距离汪延毕业还有两个月，需要通过几门重要的课程。巴黎大学一向以高淘汰率著称，回国显然要耽误学业，“我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回来，因为我们无法再错过这次创业良机。”按照巴黎大学的有关规定，大学最后一年的课程可以申请分成两年来修，这为汪延的学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机会。就这样，他提着行李回到了北京。
回国后，汪延边工作边咬牙学习通过第一年的考试，第二年的考试也顺利通过，拿到了学士学位。从1995年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到1997年获得第一笔高科技创业投资，只有两年时间……
“我喜欢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一位典型的美国极客、供职于福特公司的伊莉莎白·高说，“我的朋友大多是公司里的叛逆小子，他们都愿意打破成规，也具备勇气。我很重视朋友这方面的特质，他们也让我有勇气挑战高难度，做一些对的事情。”
很显然，中国的极客身上同样有这些特质，如果当初丁磊安于电信局的工作，如果汪延按部就班地读完大学，他们在日新月异的网络经济时代，也许会错失创业良机。
今年37岁的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并非1970年代生人，但他仍然可归于极客范畴。纵观郭广昌的发家史，他似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清楚自己要什么，并愿为此忍受苦难：中学时因为家庭贫困，父母让他读家乡的师范学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做出了第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放弃中师，改读高中。父母不允，他就悄悄卷了一床竹席，背了十几斤米上了东阳中学。高中3年，靠着每星期回家背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他熬了过来，考入复旦大学；当他1989年毕业，由一个农家的孩子一跃成为著名学府的老师时，心中却还萌动着出国的理想；当他筹备好出国的费用时，邓小平南巡讲话使他确立了在国内创业的想法。
也就是在那一年，25岁的郭广昌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和同校4位同学凑足人民币10万元，办起了当时还相当少见的信息咨询和调查专业公司。他在25岁那年就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
根据今年的财富榜的最新统计，郭广昌身家33亿元人民币。
“30岁的时候，我感到非常茫然，就好像爬山，我已经爬到了顶峰，然后还有什么奔头呢？”31岁的陈天桥说，“当时，我太太对我说，有些人，一辈子只能爬一座山，但是也许你能爬三座、四座，甚至更多的山。现在我作为企业家成功了，那么有一天，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教育家？一个慈善家？甚至，一个艺术家？人生的领域没有限止……”
速度！速度！！
去年富豪榜排名第二的荣智健从36岁创办电子厂开始，到60岁的时候，才积累了7.8亿美元的财富。而荣智健用了二十年时间走过的路，在当年的首富丁磊面前，仅用了五年不到的时间就走完了。
本尼斯指出，对大部分极客来说，所属时代的核心特质之一就是速度，甚至是惟一的核心特质。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杰夫·威尔克说了一段话，形容在20世纪90年代工作及生活的意义，让许多同时代的人心有戚戚：
你突然陷入这个快速转型的时代。我是说，这个时代是活生生的，也是有形的。你每天都感觉得到，又有机会能够开创一个新市场，在旧市场的成员转向新市场之际，市场结构又可以重新洗牌了……公司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转型，不像比较老牌的公司恐怕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公司在重新再造的同时，代表这家公司相关的人员也必须自我再造。
在快速、经常是跳跃式的变化之下，极客渴望获得经验，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过程不能按部就班。极客们迫切希望“2年内取得20年的经验”；他们也提醒那些认为他们乳臭未干的人，许多号称拥有20年经验的人，其实只拥有一年经验，只不过重复了20年。
用陈天桥的话说，盛大“一年里承担了别人十年的风险”。回顾盛大的创业之路，遭遇过投资方的突然撤资，遭遇过与合作伙伴对簿公堂，遭遇过黑客的大规模袭击，遭遇过竞争对手诬告偷漏税，“因为青少年迷恋网络游戏，《人民日报》头版都点过我们的名……”
“2002年的时候，公司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死一次的可能。”但盛大还是如游戏里的大侠，在危机丛生的环境里腾挪跌宕，见妖捉妖，遇魔降魔，一路打到了通关。陈天桥也被很多人称为“传奇小子”。
在这位不苟言笑，目光如炬，谈锋稳健、思维缜密的31岁青年身上，你能最切身地体会到“少年老成”这个词的含义。
同样被业界称为少年老成的还有21世纪报系发行人沈颢。1971年3月出生的沈颢被业内人士称为媒体新人王。199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南方日报后，曾任《南方周未》报社新闻部主任、编委，《城市画报》社执行副主编；2000年10月至2002年底，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主编；2003年初至今，担任21世纪报系发行人。目前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中国市场化最成功的经济类报纸。今年刚刚33岁的沈颢所工作过的几份媒体在同类中都达到顶峰。
传媒是一个对经验、资源高度依赖的行业，因此，年龄和阅历往往受到重视。在国外有些大报甚至规定30岁以下的人不能做编辑，更勿谈做上总编。一位考察过德国传媒产业的年轻主编说，在德国，连编辑记者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像沈颢这样的年轻人当家一个大型报系是不可思议的。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媒体市场化是最近十年的事，此前中国一统天下的党报无论是办报模式还是人才都无法推及到市场媒体，因此一群思想新锐的年轻人必然被推向前台，形成中国市场媒体独特的“青年报”局面，这也间接促成了青年领袖们的早熟。
“熔炉”中炼成领导人
有创造力和适应能力的人都一样，非常能够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无论是重病、岌岌可危的网站、遭到不公正及残酷的监禁，寻求答案的过程成为他们心灵满足、甚至愉悦的源泉。解决问题的过程在人脑中产生令人开心的恩多芬，而且适应能力越用越强，也越犀利。
本尼斯指出，与无数芸芸众生一样，每一个极客或怪杰都有一个沉重的包袱，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自己为何无法成功的理由。我们发现，领导者和其他无法成为领导者的人最为关键的区别之一，就是领导者能将他们生活中消极的事物，转换成服务于他们的东西。对于领导者，化逆境为助力是真正甜美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极客要成为真正的领导人、成为长青不败的怪杰，必须经受“熔炉”——也就是若干次困境的挑战的历练。比如，美国企业领袖李敦白在牢狱中度过了16个年头；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承受爱子登山遇险猝逝的沉重打击；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席位的首位女性希伯特忍受了许多年来对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的性别偏见……而小布什总统在经历过“9·11”的洗礼之后，其领导能力变得脱胎换骨。
“熔炉”，是《极客与怪杰》一书中的一个关键词。
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随即带来的IT行业大萧条，可以说是许多极客的“熔炉”。对现任空中网总裁的杨宁来说也不例外。1999年杨宁从斯坦福大学回国创办CHINAREN时，正值互联网的鼎盛时期，花不完的大笔资金投入到公司，拼命地烧钱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产生了一种“非理性快乐”。“那时候很多互联网的总裁都和我一样自信心极度膨胀，以为全世界都是我们年轻人的。”
可是这种快乐很短暂，2000年，就开始了互联网的冬天。搜狐的股票最惨时跌至1元钱。IT从业人员大量失业，CHINAREN也是举步维艰，被迫和搜狐合并。“当时我处在一种极度迷惘和苦闷中，但也许正应了本书中‘应力等于创造力’这句话，在挫折中很快我寻找到了新的事业增长点。”2002年3月，杨宁与周云帆离开搜狐，建立“空中网”，将业务重点移至移动数据业务。随着彩信、短信、JAVA技术的成熟和发展，事业果然因“被迫的创新”有了转机，目前公司发展的势头非常不错。年仅29岁的杨宁坦言，“这次挫折也磨砺了我，使我更具耐心，坚定了‘宠辱不惊’的信条。”
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尽管正在高速扩展的盛大有很多事情等待陈天桥去做，但陈天桥有一个原则，一到节假日，一定陪着家人度过。与陈天桥一样，极客们越来越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是他们与前辈企业家们的不同之处。
有一半的极客提到，他们在滑雪、冲浪、登山或露营时会想出一些绝妙的点子。有时候是在独处时，但大多数是在休闲度假的时候。
摩托罗拉公司的伊丽莎白·阿尔特曼年仅34岁。她认为，保持平衡是创意和创新的必要元素。她谈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
我一面忙着硕士论文，一面又要结束所有的课程，并且参加企业招聘面试。我打电话给一位大我10岁的朋友，告诉她自己的情况，她说：“你最近有没有去滑雪？”我听了之后有点生气。我回答她说：“滑雪？你听懂我的话了吗？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我论文的第二章都还没写完，而且还有10个面试，这些人已经让我够烦了，还有一些课要上，你显然没有在听我说话。”结果，她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阿尔特曼，你这么做是永远做不好的。”我觉得她很烦，就挂上电话。
后来，我想了一想，决定周末去滑雪……说来也许有点老套，但是我滑雪的时候想出来了论文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滑雪下山腰时，我不禁停下来骂自己，“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早不这么想？”
今年30岁的TOM在线CEO、执行董事王雷雷酷爱运动，运动于他而言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曾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现在作为CEO的他，更是将运动当做一种重要的释放自己、积蓄力量的方式。
王雷雷奉行“高压力管理”，他说：“这要求管理者拥有健康的体魄、快速的反应和决策能力，能够承受繁重的工作负荷。”
酷爱运动的王雷雷还有一套运动场上的交际理论：“其实运动一点都不浪费时间。运动不但可以恢复信心和保持兴奋度，而且许多合作都是在高尔夫球场上谈成的。带着下属健身的时候，一边健身，一边也就把问题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