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营者持股在今天已然不是新鲜事，但在1997年前后，中外合资企业杭州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冯根生提出“工者有其股”，却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先例。“工者有其股”旨在把全体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前途更紧密地捆在一起，但围绕冯根生该不该持有企业的300万股，一时间街头巷尾争谈，社会各界莫衷一是……
不能让工人做“空头主人”
回首11年前的“冯根生300万元持股”风波，冯根生一语道破：其实并不是他个人该不该持股的事件，而是让不让“工者有其股”。
说得更明白点，就是让不让职工成为资本主人的问题，无非是当时不敢这么说。冯根生说：“我们常常说工人是国家主人，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可他们到底是什么的主人呢？不能老让他们做企业的‘空头主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车轮从农村推向城市，对公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等待破题。
1997年秋，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同时提出了新的分配机制，将实行了多年的“按劳分配”原则，修改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近50年来，以正式文本的形式对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分配形式第一次全新的阐述。
当时已64岁的冯根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契机，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外合资企业杭州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
“我提出，拿出中外合资中中方股份的50%，按要素改制，分配给每个职工，让工者有其股。”冯根生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冯根生的观点是，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国家的利益紧紧捆在一起，让员工真正在企业拥有资本，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让职工共创造、共获利也共担忧，一改他们作为单一打工者的生存常态。
“1997年10月6日，国庆节刚过，我们就召开董事会，与合资方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炳先生共商此事。”冯根生回忆。
巧的是，谢炳说他们也时刻关注着中国改革的动向，也读了十五大报告，觉得这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契机。
当时，正大在中国有100多家企业，对冯根生提出“工者有其股”方案十分赞同，并希望抓住机遇能一气呵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拴住职工的心，才能保证企业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董事会是通过了，可路怎么走呢？面前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冯根生该不该持300万股？
冯根生回忆，当时正大青春宝的合资比例是6∶4，泰方占60%股份，中方占40%，董事会一致决定拿出中方的一半，即总资产的20%卖给职工和经营者。
当时经过四个多月的评估，总资产为1.8亿元，按优惠20%计，为1.5亿元，可转让给职工的20%就是3000万元，董事会决定，管理者应持职工股中的大股。
“我是中方的主要管理者，又是企业创办者，所以决定让我购买总股本的2%，也就是300万股。方案也定了，账也算出来了，可是要知道当时的董事会只有干活的份，是决定不了这件事的。上面‘公公婆婆’多的是，得由他们去讨论决定，青春宝是国有企业，就得由市政府和这个委那个办讨论研究。”冯根生回忆。
当时，党的十五大刚刚结束，政府还没有碰到过这么一个“工者有其股”的问题，一时决定不了。
“我想改革是开不得玩笑的，我这么做，职工会怎么看我们？最后，我决定把问题爆给新闻界，让社会各界来参与讨论这件事。”备受压力的冯根生祭出了这一招。
“其实我冯根生做这个出头鸟，说穿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有企业的前途，为了职工的利益，也为像我一样成千上万为中国改革事业默默奉献着的企业经营者。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有人来冲破大大小小的樊篱，就是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当时已经64岁了，我不怕什么，就站出来吆喝几下，成与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冯根生预想到了可能产生的压力。
1997年10月7日起，《钱江晚报》在头版对正大青春宝“工者有其股”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连续报道，一时间轰动国内外，上百家媒体给予报道，企业界、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方面也甚为关注，复旦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冯根生难题”课题组，并就此撰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书。
争议如期而至，而且来得很猛烈。“冯根生该不该持有企业300万股”成为焦点，并演变为“冯根生难题”。当时有的老同志说：“冯根生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要讲奉献，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谁计较过自己的利益！”
面对指责，冯根生很坦然：“其实，当时就有国外的大财团三顾茅庐来请我，仅安家费就是100万美元，但我没走。我不是不动心，是舍不得自己的企业。说实在的，60多岁的人再去谈钱太晚了，再多的钱也花不了多少了。可改革没有止境，我得为职工想想。上世纪70年代初，我当厂长时为职工多发了3元钱就被贴了‘大字报’，说我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革命。改革太难了，枪打出头鸟，我这只鸟也愿意挨枪的。”
问题社会化了，关注度就大了。为此，杭州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进行研究，终于在半年多之后，也就是1998年6月初，批准通过了正大青春宝国有股权有偿转让方案。
由此，有关“冯根生难题”的近10个月的争论总算画上了句号。
“300万股买不买，职工看着我”
股改方案市政府是批下来了，冯根生却傻眼了，职工们也开始犹豫了。
股权是有偿转让的，冯根生持300万股，就需要300万元的人民币。他哪来那么多钱？
企业合资前，冯根生的月工资是480元，合资后虽增加到几千元，但与300万元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
职工的心思更复杂：“你冯总60多岁了，我们交了钱你退休了，企业亏了我们找谁去啊？”
冯家为此专门开起了家庭会议，主题是讨论到底买不买这300万股。最后决定还是买，因为“冯总”不买，职工就更没信心买了。
最终，冯根生家里凑足了30万元，再以股权作抵押向杭州城市合作银行贷了270万元，300万股终于尘埃落定。
冯根生向职工交了底：“我借钱认股，人不会走，准备再干5年把大家的本钱都赚回来。”
一诺千金，职工有其股，成了资本的主人，3000万股一个星期全部认购完成。
“当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自己每天要还的利息就有700多元，而1000多职工都是多年的积蓄压在那儿，没有退路可走。”冯根生说。
与压力并存的是动力，公司股改之后，职工自己真正当起了主人。他们自觉加班加点，连水、电费都大幅下降，原来国有企业的那种懒散习气一扫而光，所有的干劲都迸发出来了。
当年，职工分红就达30%，之后，不到3年时间，所有本金就全部返还。10年间，企业利税增了5倍，总资产增长10倍以上，产值增长近10倍，显示了股份制改造的巨大威力。
不能怕曲折就不上路了
正大青春宝成为全国第一个职工持股的国有企业。当年，上海、北京、青岛、大连等地政府和企业纷纷组团前来取经探讨，此后引发了全国性的企业职工持股改革。“工者有其股，经营者持大股”不再成为新鲜事。
冯根生并不讳言，此后各地一些企业出现了由转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等，他认为，这并不是股份制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监管的问题、法制不健全的问题，是不公开、不公正、不透明造成的问题。
冯根生说，改革首先要改然后再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前面的路走了才知道有山有水有曲折，不能走都没走就因为怕有曲折不上路了。
“就像我们这股权改制，现在看来还有问题的，像老职工有股份，新职工进来就没有了，这对他们的积极性就造成了挫伤。怎么办呢？我们正在想新办法，所以社会要进步，改革的轮子就永远不能停下来的。”冯根生说。
记者手记
实践不息的改革者
经历瞬息万变的这30年，至今仍在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位置上的，除了中国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之外，几乎已经找不到第二个了。
出身中医世家的冯根生今年75岁，参加工作近60年，担任厂长36年。他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实践者。30多年的潮起潮落风云变幻，他始终以坚定的步伐走在企业改革的前列。
从上世纪80年代打破国有企业干部职工“铁饭碗”、为争企业自主权大喊“为企业家松绑”，到上世纪90年代为寻找新机制主动“披洋衣”(中外合资)、为争取“工者有其股”冯根生该不该持300万股……改革的风浪一直没停止拍打这位奋进在一线的企业家。
但风浪归风浪，一谈起改革，他立马目光炯炯。这，就是改革者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