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出生一个月被卖。童年里有忘不掉的饥饿。在国有企业里大起大落。在民营企业里经风历雨……从国有到民营，从民营到合资，从合资到混合，从混合到国控，仿佛走了一个轮回，又仿佛搭上一个螺旋上升的天梯。
我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见证。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为啥?前30年尽管有“两弹一星”等伟大成就，但夹杂了太多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国际上的话语权，本质上取决于生产力。把生产力搞上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
下一个30年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认清历史大规律，洞悉中国经济崛起的路径到底在哪里。
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今天与500年前、50年前所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
第一轮崛起，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先驱，这是一种殖民式崛起，是靠“千万人对几亿人”的大掠夺，堆积起了自己的金山银山。在这部血泪史中，荷兰占领了我们的台湾，葡萄牙占领了我们的澳门，英国占领了我们的香港。第二轮崛起，以二战后的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这是一种垄断式崛起，是靠“几亿人对几十亿人”的技术壁垒，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导权。今天的第三轮崛起，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这是一种自助式崛起，这三国的人口就占了全球人口的近一半——这一半人口不大可能依靠向另一半人口出售产品而崛起起码不是主要路径，因为另一半人口往往不是居于最富国，就是居于最穷国——因此，如果说前两轮崛起是外向式崛起，是“少数人‘吃’多数人”;那么，当今的第三轮崛起就是内向式崛起，是“自己‘吃’自己”，扩大内需是第一拉动力。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松下电器说：“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
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你只要做成中国第一，往往就是世界第一。
打造“国家生态圈”
在全球化的竞争舞台上，我们需要打造“国家板块”——更确切地说，需要打造“国家生态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狮子”。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孤立的就是孤寂的，集群的才是沸腾的，“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需要人才的集群，企业的集群，产业的集群。
打造“国家生态圈”，第一要法制先行，端正商业伦理。
当企业发现奶站掺假后只能无奈地以经济制裁为最大惩罚，而不伴以严刑峻法的时候，掺假者就会抱有侥幸心理：抓住了是你的，抓不住是我的。
一些时候，道德水平高的企业反而斗不过道德水平低的企业，就像遵守规则的武士往往斗不过使用暗器的武士一样，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出现了。如果这些被颠倒的伦理得不到颠覆，那么，整个大商圈伦理就是有问题的，这也许是“中国式商业伦理”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课题。理想的大商圈伦理是，比赛赚钱就等于比赛负责任的程度，越负责任越有钱，越不负责任越没钱，不仅没有钱，甚至会没有自由，没有性命。目前有三个“无序性”值得关注：
一是打假的无序性。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只要是全国名牌，往往逃脱不了被仿冒的命运。究其原因，与地方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东部某个省，我们有一年查到7个企业假冒我们的产品。当地管理部门的人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把车间封了，库房封了，产品封了，该封的都封了。但我们走了以后，时隔不到7天，他们又放虎归山。
二是危机预警的无序性。不法分子的几封恐吓信、几个匿名电话，就能引发地方政府封堵名牌产品的红头文件。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是我们亲历的现实。行政资源居然可以这样轻易地被坏人滥用，优秀品牌居然可以这样被送上断头台，这给我们一个警醒，如果不提前确立危机预警的相关规则，那么，一旦危机爆发，就会出现“一个领导一个调，一个地方一个样”的纷乱局面，这样随意行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三是小媒体的无序性。一些小媒体受利益驱使，容易滥用手中的“话语权”，甚至沦为不正当竞争者的“御用工具”，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舆论自由”绝不等于“谎言自由”。强调媒体责任，对媒体实行“问责制”，势在必行。
打造“国家生态圈”，第二要责任到位，铸造全球品牌。
2007年，我们去日本考察了丰田、本田等著名企业。今天，日本的企业向你介绍自己时，重点已经不是产能多少、销量多少、利润多少，而是自己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自己在环保事业、公益事业中做出了何种贡献。
如果进行最简单的分类，企业社会责任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本职工作，二是兼济天下。什么是本职工作?涵盖面非常广，但今天应该特别提出的一个范畴是“软件革命”：在管理上创新，在文化上创新，在制度上创新……通过创新赢得国际竞争力。
实践证明，做好本职工作是企业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职工作就是这个“皮”。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大品牌要负大责任，“兼济天下”始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事实上，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负责，不能只看单一指标，必须看综合指标;也不能只看一时，而要看一贯。我们不相信一个对慈善事业无动于衷的“冷血企业”，会是一个对消费者真正负责任的企业;我们也不相信，一个积极履行公益责任的“爱心企业”，会在产品安全责任上得过且过。各类社会责任实际上是相互贯通的，浑然一体的。
企业社会责任已越来越成为“全球公司”不可或缺的“国际护照”，没有“责任力”就不会产生“影响力”。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系统中，如果你不关心全地球的大事、全人类的大事，那么，人们也不会关心你的事，这样的企业跑不快、走不远、跳不高!
打造“国家生态圈”所以重要，还在于每个品牌都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自身拥有的个别品牌，一重是与众多其他品牌联合铸成的共同品牌——国家品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脑袋和脑袋的比拼
如果问我做企业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那就是“做企业”就是“做脑袋”
也就是说，21世纪做企业，最核心的战略资源是这一个——脑袋!
脑袋是创新之源，脑袋是资源的“整合机”加“放大器”。
有一组数据不容忽视：我国大陆发明专利的数量只是美国和日本的三十分之一，韩国的四分之一;我们出口的产品，大约有一半是贴牌。这说明我们是一个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品牌薄弱的国家，我们的资源版图正在被别人鲸吞蚕食，我们的生存权正在受到挑战。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搏的时候。
一切竞争从设计时开始。设计是“基因”，执行是“发育”。设计竞争是真正的“脑袋与脑袋的对抗”。对于企业来说，最省钱的阶段，或者说“最赚钱的阶段”，不在制造阶段，不在出售阶段，而在设计阶段。在设计阶段，寻找与众不同的个性化优势，哪怕只是“一点儿”，就可以打出自己的万里江山。因为冠军与亚军的差别就那么“一点儿”，画家与画匠的差别就那么“一点儿”，大禹与大鲧的差别就那么“一点儿”，天才与神经病的基因差别还是那么一点儿。多那么“一点儿”，就可以把企业举入天堂;少那么“一点儿”，就可以把企业拖入地狱。
国家不在大小，企业强则国强，企业弱则国弱。欧洲的丹麦、瑞士都是非常小的国家，但在全世界关于创新能力的国家排行榜上，这些小国却位居第一阵营，一些大国反落在第二阵营，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国有强大的企业，强大的企业里有强大的脑袋——智力资源。
如何吸引和凝聚“脑袋”，并保证这些“脑袋”价值最大化呢?
我们一定要认清人性大规律，洞悉解放生产力的枢纽到底在哪里。
60年的实践证明，要登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理想境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关乎人性的基本命题——“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
在毛泽东时代，强调“为别人干”，不得不控制“双因素”——既要关心能力问题，又要关心态度问题。
邓小平时代，设计成“为自己干”，只控制“单因素”就可以了——态度问题自动解决，只关心能力问题就可以了。
明确了这个枢纽，我们就要创造一种文化。
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它的“基因性”，另一方面在于它的“方向性”。基因性：企业文化就像人的基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台机器、一笔资金、一车原料、一个人，从进厂那天起，就被植入了这个企业的基因，他们按照什么逻辑运转，要看这个企业的文化。这导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资金、同样的原料在不同的企业发挥出不同的效力，可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有位教育家曾说，“一两基因胜过一吨教育”。我们在文化设计上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可能带来企业变革上的巨大进步。
方向性：同样的核子反应，有人用它来作恶，有人用它来行善。科技影响着资源的使用效率，文化决定着资源的使用方向。文化恶则科技恶，文化善则科技善。
总而言之，人的行为模式多半不是由人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在的系统决定的。抛进海洋，就不能不游泳;落入丛林，就不能不搏斗。在一个狂欢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是狂欢者;在一个杀人系统里，每个人都是杀人者——这正是希特勒奴役德国人民的秘密……相应的，在一个创新的系统里，每个人都会成为创新者。系统好，凡夫变天才;系统不好，天才变凡夫。
蒙牛创立10年来，始终奉行“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经营哲学，提出“经营人心”的主张，就是这个道理。千古圣贤总结治乱之道，王道、霸道、无道，归根到底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犹如磁铁之于群针，有磁则向，无磁则背。
作为后发国家，想要后来居上，如果我们靠不上金山银山，那就靠我们的“头脑山”和“智慧山”吧!
什么是杰出企业呢?三个力：影响力，能够成为一面旗帜;生命力，能够经受住死亡考验;贡献力，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