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地制宜，正是港商一直以来的成功之道。李嘉诚对于如何平衡社会责任与获取商业利益有其自己的理解。
1978年北京天安门的国庆典礼，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睛，穿着不甚合衬的中山装，站在众多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领导人之间，与邓小平合照时表现得小心翼翼(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在阔别故土近40年后，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变革的中国内地，在这位客人眼中，也许如当晚盛大的焰火表演般奇异。
这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转捩点上，时年49岁、未来将成为亚洲首富的李嘉诚，对于庞大内地的直接感知。彼时将忙于与尚属英资的九龙仓、置地在香港进行激烈竞争的李嘉诚，未必意识到，在6年后，他将陆续敲开内地封闭的零售业、地产业以及港口市场的大门。随着内地投资比重攀上长江实业(0001.HK，下称“长实”)与和记黄埔(0013.HK，下称“和黄”)全球投资组合的第二把交椅，李嘉诚打造的商业传奇，还书写了中国政府与港资共同创造的一部市场改革史。
“开拓自己的市场”
将时间拉近至2006年4月，长江商学院组织了马云、牛根生、傅成玉等一批名字响亮的CEO拜访李嘉诚，后者对这些企业家的寄言简单而有力：“你的市场必须要靠自己建立起来。”
李嘉诚本人一直是这条建议的践行者。当他携百佳和屈臣氏进入中国内地的零售市场时，这还是一片对港商乃至外资完全空白的市场。首先是在1984年，百佳在内地的第一家门店于深圳蛇口开业，成为首家登陆中国内地的外资零售商。然后到1989年4月，和黄旗下的屈臣氏在北京开设了内地第一家店。作为最早进驻内地的超市和个人护理品连锁，百佳与屈臣氏其实并非最强势的外资零售连锁企业。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数据，截至2004年，屈臣氏集团在全球零售业中排名为第94位，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巨鳄相比，亦显然不在同一个量级。
但港资身份以及低调保守的经营风格，在对迅速开放零售业市场心怀疑虑的内地政府看来，却是进行市场准入试验的上选。百佳的进入，比家乐福在华第一家门店早了11年，甚至比红色资本背景的华润进入内地也早了7年。因此，百佳和屈臣氏分别打入内地，不单首次引入“超市”、“连锁店”、“个人护理”这些新名词，也成为外资摸索中国零售市场的急先锋。
这仅仅是百佳、屈臣氏与中国零售业开放共同迈出的第一步。到1992年，中国开始进行零售业对外开放试点，只限于京、沪、津、穗等六个城市和深圳、厦门、汕头、珠海、海南五个特区，每个地点允许试办一到两家合资零售商业企业，但批发业仍禁止外资进入。同年，中日合资的浦东第一八佰伴商场投入运营，零售业开放的大门，又被推开了数公分。
到2000年，中国政府发布《外商投资商业试点办法》，将开放地域由原来的11个城市扩大到所有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中心城市，经济中心城市可以增加一到二家试点企业；外资可以办单店，也可以办连锁店；在京、沪、津、蓉开始允许批发业合资、合作试点；外商投资比例限制也有所松动。从1995年到2000年，外资零售企业在华销售额平均增长高达43%，世界50家最大的零售业企业已有七成进入内地。接下来的亦无需多言——零售业开放的大势在中国加入WTO后，越发不可逆转。担当“掘井人”的李嘉诚，让众多的外资零售商尝到了中国市场的活水。
商业操守的价值
进入90年代后，畅饮了零售业头啖汤的李嘉诚将眼光投注到内地正处于襁褓期的地产业之上。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李嘉诚在1992年通过长安街王府井东方广场项目高调杀入内地地产界，当时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年份。自1992年开始，全国房地产价格放开，大量政府审批权力下放，金融机构开始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房地产热”开始酝酿。在地产热度不断升温之下，新生的混乱也毫无保留地开始体现在地产业。
东方广场项目便成为了集希冀与争议于一身的代表。这块地皮距天安门仅1200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门牌号是长安街一号，经济与政治地位彰显无遗。因此，当李嘉诚从商业标准出发，为这一地块圈定一个近500米长、200米宽的建筑方案，反对声浪随即高涨。甚至引来院士上书，指这一建在古城中心地区的违章建筑，将极大威胁古都风貌，势压故宫。
1997年8月，该项目修改后重新动工。修改后的方案，考虑到要避免把建筑物建得太高及太阔，将广场体积与高度均缩减三成，从本来的一座建筑物变成包含了十一座建筑物的大型建筑群。尽管这仍然令部分专家不满，但李嘉诚的决策，表明其在确保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努力适应内地的法制与文化。
因地制宜，正是港商一直以来的成功之道。对于如何平衡社会责任与获取商业利益，李嘉诚在2006年曾表示：“正正当当做一个商人是不容易的，因为竞争越来越大。如果个人没有原则，从一个不正当的途径去发展，有的时候你可以侥幸赚一笔大钱，但是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同时后患无穷。”他强调，“知止”非常重要。
这或者也解释了随后长实及和黄把在项目中的持股比例降低至52%，而让中方的持股提升至40%的举动。这一股权让步，展露出了李嘉诚高度的商业和政治敏感。
港资再定位
对李嘉诚投资的争议并不仅仅局限于房地产领域，1993年10月，深圳盐田港集团的前身深圳东鹏实业与和黄合资，建立了YICT(盐田国际)。李嘉诚再次成为首个吃螃蟹的人——这正是中国港口业开放的起点。
这次和黄开局夺帅，在YICT初成立时，其和深圳东鹏实业分别拥有73%和27%的股权，从而取得外方控股地位。鉴于盐田港的重要经济地位(其乃我国第二大港，占深圳港近一半市场份额的港口，在内地集装箱吞吐量上排名前十)，和黄进入内地，乃至中国港口开放的开局可谓一鸣惊人。
然而，此时中国内地对港资的迷恋正在消解。曾任深圳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郑京生，在回顾与和黄一起走过的十年时表示，双方其实磨合不断。他指出，李嘉诚对和黄的运作方式极具个人风格，对投资项目把握精准，眼界开阔，资金注入快速，对资本回报率也要求颇高，因此中方与港方经常会在控制力和回报占有率上出现矛盾。在YICT组建的十年多后，投资66亿港元的盐田港集装箱头三期工程，见证了双方持股量的变化——以和黄为首的外方财团占65%，盐田港集团占35%。
对于港资地位的微妙变化，香港资深财经评论员曹仁超在2007年曾对记者表示，香港老板捧着资金去内地，就会受到夹道欢迎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实是，随着中国港口业开放程度的不断上升，中方在对外合作上已经有众多优秀的伙伴可供选择。例如在环渤海经济圈中地位不断提升的天津港，除了与和黄合作，让后者取得其3%的股份，还选择了牵手淡马锡系的新加坡港务集团来建设世界级的集装箱码头；至于和黄一度报以兴趣的青岛港，则选择了马士基、中远等航运巨头作为合作伙伴。一个解释是，由于自2003年开始，国内港口招商引资工作下放到地方，各地政府的港口招商自主权加大，拥有丰富航线和客户资源的大型航运企业往往在招商中更受青睐。
论原因何在，时势的变化已步步进逼。在改革开放30年后，港资是否风光不再？李嘉诚在2006年的回答是：“中国有太多的机会，到处是金矿。”与他的话语交相印证的，是CEPA协议不断推进之下，港资在内地专业服务业正一步一个脚印进行着摸索。70多岁高龄的李嘉诚，还带着TOM集团试水了内地的内容与传媒、娱乐产业，和黄也开始大举涉足内地的药业。
时代没有抛弃香港企业家，而仅仅需要他们转个弯，因为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变革远远没有结束。而在不断的政策开放中，李嘉诚旗下的长实与和黄已经牢牢在内地站稳脚跟。
根据德意志银行分析师KenYeung的理解，就长实而言，其内地发展中的物业，为截至今年5月每股净值为153.2港元的长实贡献了12.27港元的净值，内地投资物业再贡献另外的8.44港元净值，内地已成为长实在香港以外市场最大的利润来润。这不失为对李嘉诚投资内地收获的最佳注解。而对于内地而言，李嘉诚不断突破的边界，受益已远非数以亿计的投资金额所能衡量。
